当前文学年选的史学反思新文学中的选学与史学(2)

表2 2017年选本及收录篇目(续)选本种类收录篇目 《2017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1.《水墨》2.《水岸云庐》3.《红豆生南国》4.《花满月》5.《鲜花岭上鲜花开》6.《南北货行》7.《清澈之水》8.《病房》9.《魔伽吒》10.《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11.《夜里闭不上眼睛》12.《松林夜宴图》13.《双生梦》14.《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 《2017年度中篇小说(上下)》(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编选)1.《银子岩》2.《旁观者》3.《雄鸡一唱》4.《向西,向西,向南》5.《双十一》6.《流杯池》7.《猫王乔丹》8.《大树》9.《大乔小乔》10.《母亲》11.《六根》12.《六渡桥消失之前》13.《此事无关风与月》14.《父亲的婚事》15.《壁下录》16.《海盗郑一嫂》17.《设防》18.《空山》19.《摩擦取火》20.《黑画眉》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7》(贺绍俊编选)1.《红豆生南国》2.《飞行家》3.《氰化钾》4.《第三把手》5.《等待阿尔法》6.《沙漠里的叶绿素》7.《夜里闭不上眼睛》8.《鱼类故事》9.《长大一相逢》 《2017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谢有顺编选)1.《故事星球》2.《天鹅旅馆》3.《猫王乔丹》4.《雄鸡一唱》5.《欲望说明书》6.《双十一》7.《老孩子》8.《战象》9.《长生塔》10.《啊,荒野》 《2017中国年度作品:中篇小说》(王干编选)①1.《摩擦取火》2.《雄鸡一唱》3.《大乔小乔》4.《坠落》5.《六根》6.《旁观者》7.《流杯池》8.《罐子》8.《猎舌师》9.《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 《201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林建法、林源编选)1.《花满月》2.《红豆生南国》3.《水墨》4.《大乔小乔》5.《一天》6.《在豆庄》 ①《2017中国年度作品:中篇小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除《2017中国年度作品:中篇小说》外,王干还编选有《2017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有《摩擦取火》《雄鸡一唱》《大乔小乔》《坠落》《黑画眉》《海盗郑一嫂》《母亲》《六根》《旁观者》9篇中篇小说。

在2017年中篇小说年度选本中,林建法、林源编选的《201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与王干的编选收录仅有一篇《大乔小乔》重复,与贺绍俊亦仅有《红豆生南国》一篇重复,与谢有顺的编选相比较无一重复。同样,以谢有顺的编选和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编选相比较,二者共收入22篇中篇小说,无一重复。将谢有顺的编选同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的编选相比较,在二者收录的30篇中篇小说中,也仅有《猫王乔丹》《雄鸡一唱》和《双十一》三篇受到两个选本的共同青睐。结合中篇小说年选系列考察,众多的选本中存在着各说各话,相互不搭话的现象。笔者此处关注的是2012年和2017年的中篇小说年度选本,事实上,其它类型的文学选本较之于中篇小说的选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散文为例,2012年到2017年的年度选本远多于中篇小说的选本,其间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散文》编辑部、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散文学会等文学机构编选的,也有知名学者如周明、王宗仁、葛一敏、叶乔、李晓红、王兆胜、蒋建伟、王剑冰、王必胜、潘凯雄、耿立等编选的选本。对比这些选本,发现其间所选的散文更是千差万别,情形较之中篇小说年度选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以选本选出了一锅大杂烩?难道不同选者共同认可的优秀作品是无法发掘的吗?我认为，此问题能否解决与选家史学视野的有无紧密相关。

二、文学年选的史学视野

从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看,它超越了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进入到了繁荣阶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发展,这对文学而言是好事,但也推动文学走向了“困境”。以前的文学活动是一个神圣的存在,所谓“经国之盛事,不朽之大业”,与当前人人皆可为之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认识的转变表明文学的神圣性渐渐被商业化侵蚀。此种现象的出现有助于促使文学回到自身,摆脱强加在它身上的种种“负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此种转变不应是回避文学自身优劣的评价理由,更不应是漠视价值判断的藉口。如果我们认为文学人人皆可为,进而认为各文学作品间的价值差异不大,都可以成为“年度最佳”,无疑是非常荒谬的。此种理念,普通读者应该注意,文学选家更要警醒。如果“最佳”成了相互吹捧的语词,不附加任何价值判断的取向,那么,还要选本干什么?就此而言,文学年选的选家要有责任感与使命感,而不是意气用事和感情化编选。

在《鲁迅对选本的评价及其史学诉求》一文中,笔者已经谈及选本与评判的关系,文学年选也不例外。[1]既然是要选出一年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必然要牵涉到取舍,而且这种取舍应该是在批评的视角下进行的。好的文学批评是文学发展的总结,不仅仅指向某一部(篇)具体作品,还能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品评让人们看到当时时代文学的特征或通过具体作品的评价略知其在时代作品中的位置等。“选刊选本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选什么,如何选,更在于选的过程中甚至在选之前都包含着为什么选以及选的结果如何这样的前摄性考量,它经常意味着一种倡导,一种理念和价值的推行,一种文化前瞻的实施。”[2]当前文学年选热的出现带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选”?应该说年选可以有多个服务目的,比如经济效益,这可能是大多数出版社和编选者主要考虑的;同样,也可以是具有工作总结性质的,比如《人民日报2010年散文精选》《人民日报2012年散文精选》等。从学术的角度看,年选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有两个——文学批评的和文学史的。两个功能之间并不矛盾和冲突,好的批评的选本应具有史学视野;同样,出于文学史撰写目的编选的选本也要能经得起批评角度衡量的。“从文学批评出发的,是一个好坏问题,从文学史出发的,是一个代表客观的现象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全不全的问题。”[3]事实上,好坏的问题是一个主观问题,编选者并不一定认可大众所认可的,也可能相反,但“全不全的问题”显然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就当前上千种中国文学作品的年选选本而言,大都是属于批评性质的,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批评性质使编选者受客观约束较少,主观性占了更大的比重,才导致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互不搭理的情形出现。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402/4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