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国学书目(3)

(六)他推荐顾炎武的《日知录》、《亭林文集》，却没有推荐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集》；推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却没有推荐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张之洞《书目答问》。这些都是文献学上的疏忽。

(七)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梁启超推荐了《通鉴纪事本末》，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这说明他很看重我国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通鉴纪事本末》有专门论述：“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余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玄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3]可见梁启超认为纪事本末体是史学书中体例最为现代化的。他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继承了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观点：“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络檃栝，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为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4]章学诚认为宋代的袁枢虽然学识远不能与司马光比肩，但其抄录《资治通鉴》而成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在体例上却是古代史书中最为先进的。他评价《通鉴纪事本末》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同意章学诚的评论，称“其论当矣”。著名学者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引述了章学诚、梁启超的论述后，认可《四库提要》的论评，也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予以很高的评价：“盖近世新史之体，皆以事为纲领，以明因果演变之迹，故枢所创纪事本末之法，实与近世新史之体例为近。若纪传体以人为主，一事散见数篇，宾主不辨，与编年体之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者，其为病正同。此虽吾国史家相传之成法，而今日不免讥为臭腐者也。……惟枢善用钞撮之法，自具一事之首尾，而竟与新史相近，成为不刊之名作。”②他也认为《通鉴纪事本末》在体例上最符合现代史学的规范③。但陈寅恪对《通鉴纪事本末》的史料价值有所批评，据杨联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的介绍，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史的课上称：“《通鉴纪事本末》，只为索引性质，不能代替《通鉴》，疏漏之处颇多。又标目有时反能误人。”[2]186陈寅恪对《资治通鉴》评价很高，同文称“《通鉴》之考订价值甚高”，又说“读正史后方知《通鉴》之胜”。[2]186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也有诸多批评，但没有否定其体例的创新。

实则，乾隆朝的《四库提要》专门列出《纪事本末类》，对纪事本末类的史书予以高度重视，论评公允。其书对《通鉴纪事本末》评论道：“案唐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也。……宋史枢本传又称‘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曰：治道尽在是矣。’朱子亦称其书‘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翦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撦挦者可比。其后如陈邦瞻、谷应泰等递有沿仿，而包括条贯，不漏不冗，则皆出是书下焉。”④可见《四库提要》对其评价很高，甚至称为“实前古之所未有也”。章学诚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的见解很可能是受到了《四库提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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