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国学书目(2)

二

从梁启超开的这个国学书目，可以大致了解他国学研究的范围和兴趣以及在国学上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如下：

(一)兴趣广泛，不囿于一隅。梁启超对国学研究的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其实，以上书目远远不能涵盖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例如梁启超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佛学论著主要见于《饮冰室文集》第五集，后结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或《中国佛教研究史》。其《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是研究佛教文学的名篇。

(二)书目专门列出“小学书及文法类书”，这应该是受到了清代极为兴盛的小学的影响。一般的史学家和政论家对小学往往不够专精，但梁启超非常看重清代小学尤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成就，例如《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释例》《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经籍籑诂》等。至于《文通》，这是清朝末期马建忠与其兄马相伯依据拉丁文语法编撰的一部古汉语语法书，虽然不完全符合汉语的实际，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的汉语文言文语法，其规模和水平至今令汉语语法学者称道①。但从小学专业的角度来说，梁启超这里列举的书目显然还有重大遗漏，例如论及清代训诂学的代表作只提王引之《经传释词》、阮元《经籍籑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而没有提王念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戴震《方言疏证》、钱绎《方言笺疏》，《说文》四大家也漏了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但这并不能说明梁启超忽视了这些重要著作，他对清代学术史是十分重视和熟悉的。他对清代小学的详细论述体现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学》中。

(三)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分类有自己的标准，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不完全一致。它主要分为四类：1.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2.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3.韵文书类；4.小学书及文法类书。这四类分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目录学和文献学对学术著作的分类。例如，“小学书及文法类书”在传统学术中要归入经学，其“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包含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全方面的典籍，其“韵文书类”却又遗漏了元明清的散曲。梁启超特别提到我国文学史上的五大名剧《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说明他对明清戏曲的喜爱。事实上，梁启超非常喜爱《桃花扇》，几乎能够背诵全本。但他完全不提明朝人臧晋叔编的《元曲选》，却不知何故。他说的“韵文书类”属于集部，但他为何偏偏只提韵文文学，不提明清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还有明朝人编的《三言二拍》，他也完全不提。这又让人困惑不解。

(四)梁启超在学术上有平等的态度，并不俯视晚辈。在他的国学书目中，提到了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梁漱溟当时都是很年轻的晚辈，但梁启超很重视他们的这两部著作，还写了学术性极强的论文式书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这种在学术研究中的平等态度是十分可贵的。

(五)在“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中，梁启超遗漏了在典章制度沿革方面极为重要的杜佑《通典》，还漏掉了《唐会要》《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这样的历朝会要，这是不应该的。历史学家事实上非常看重《通典》和历代的《会要》。据杨联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的介绍，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史的课上称：“《通典》有考证功夫，有意见，非抄辑类书。《通考》只在宋朝重要。”[2]186所以梁启超重视《文献通考》而忽视《通典》是不对的。历代《会要》荟萃该朝的典章制度，非常重要。据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的介绍，陈寅恪先生特别重视各史中的志书，“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2]6。清代有三大史学考证和研究的名著，梁启超只提到赵翼《廿二史札记》，却不提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也是不应该的遗漏。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的学术水平远远高于赵翼《廿二史札记》。他推荐魏源的《圣武记》，但不提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也是疏忽。《海国图志》是近代第一部全面叙述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对日本明治维新有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影响了东亚近代史的名著，不可不重视。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224/4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