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风问题：基于传统史学观念的反思<sup>*<(5)

[1]孔颖达.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 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杨琥.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 李庆.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题目聚焦高校学风，但在行文中，更多地将学风问题限定在本科段。在笔者看来，目前我国各学段教育中，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段明显地存在学风问题。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阶段，学生不具备自主性和自发性，而自主性和自发性是学风得以生成的前置条件。中学阶段，由于中考和高考的存在，在唯一的量化目标的规训下，即便学生的个体学习状态有差异，但中学段的整体学习风貌仍呈现出高度的齐一性，进而也消解了讨论学风的空间(1)多样化是作为史学概念的“风”的本质特征之一，“整齐风俗”虽然是传统社会统治者的美好理想，但一旦“整齐”，“风”的本质特征消除，“风”的问题也随之终结，学风与之类似。。研究生阶段与中学阶段相类似，也存在目标规训的情况，比如学位论文，其严苛程度是本科论文不可比拟的，还有广为诟病的公开发表高级别论文与学位挂钩制度。近年来，从国家教育主管机关、各高校到社会，都开始普遍关注本科教育质量问题，“以本为本”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中本科生的学风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事实上，优良学风既是高质量本科教育的存在基础，也是体现本科教育水平的重要指征。笔者梳理关于学风问题的讨论，发现目前的研究对学风的关注普遍集中于一些具体现象上，比如课堂学习有效性不足、考试诚信度欠缺、图书馆利用效率低下、毕业论文抄袭等，缺乏对学风问题的整体关照和理论探讨。本文的研究基于以下判断：学风与相类似的教风、政风、民风等现代社会普遍使用的概念，其内涵与特征，均与“风”这个传统史学观念有密切关系。欲对学风问题有整体认知和把握，回归史学语境进行对比性反思，不失为一种新的探究路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取向虽然受借鉴史学启发，但无意也无力对现实学风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只是想在更开放的学科背景下深化对学风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解决具体学风问题并无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学风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有整体理解，才能因时、因地制定合理措施。因此，本文只可算是学风问题进一步具体研究的“导言”。一、作为史学概念的“风”“风”是一种自然现象，擅长“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2)这是西方汉学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中国古代文化呈现出的思维特征。可参考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一文，载《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的中国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借用它描述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著名的《毛诗序》就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1]5-16作者用风的吹拂比喻教化，同时又用风的无所不在形容君王与臣民之间可以上下达致地交流与沟通。在汉儒看来，《诗经》是记录周文化兴衰的“王者之迹”，有史书的性质，因此，至迟在战国、秦汉之际，作为《诗经》体裁之一的“风”，已经具备史学概念的雏形。而随着汉代“风俗”观的定型，“风”也随之成为古代史学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主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2]2461。班固认为，影响民众秉性与行为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自然水土，这决定了民众的性格、语言；第二个是统治者的素质和倾向，这决定了民众的好恶与行为。班固将前者称为“风”，将后者称为“俗”，但是后世在概念运用时，往往合二为一，省称为“风”。需要辨析的是，班固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不同的音声、好恶、动静是否就能涵盖“风”的内涵呢？显然这并不全面。比如在风俗学史上，清代学者顾炎武有一段著名的议论，其《日知录·两汉风俗》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3]752。顾炎武所表彰的东汉风俗，其内涵显然与班固所说不同，它是指东汉中后期士人清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品格。仅此一例，就可观察到，古代史家在运用“风”这个概念时，内涵是随时变化的。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是一种模糊化和多义化的语言，“风”的概念内涵，随着使用环境和言说语境的变化，其所指真是丰富异常(3)要探讨“风”的丰富内涵，不妨从外译入手。一八四九年，外籍来华传教士菲洛(Philo)曾有专文探讨中国文化传统中“风”的概念，根据他的总结，英语对“风”的翻译，至少可以归纳为五类、数十种理解，王汎森教授对菲洛此文有详细的评析。可参看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载《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3-174页。，而不同所指之间，又具备明显的繁殖关系，相互关联。无论内涵如何变化，从以上所举例子来看，“风”都是史学家考察、评价特定领域的媒介和标准，同时也是改革、促进该领域发展的首先着手之处，正如东汉史学家应劭所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4]8。如果仔细对比今天我们理解中的“学风”和作为史学概念的“风”(或“风俗”)，就会发现二者在诸多方面是高度相似的，这是本文写作的逻辑起点。比如高校若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育优良学风往往是首先考虑的着力点，这与传统社会官员将“移风易俗”作为首要施政措施如出一辙；评价一个高校的办学质量，在细化的评估标准之上，还有对学风好坏的整体感受，这也是古代“观风”的遗存。更为关键的是，影响学风生成、发展的要素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讲，学风究竟有什么样的功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都可以借鉴传统史学对“风”的判断。二、形成学风的关键因素本文第一部分所举《汉书·地理志》的开头两句话表述了班固理解中的形成“风”的关键因素。“水土之风气”，指自然地理因素；“主上之情欲”，指统治者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究竟是否能决定或部分决定人民的性情，这是一个人人都有所感受，但无法通过实证研究判定的问题，但是若把这个观察角度迁移到学风的讨论上，却很有启发。这个启发就是，要为学风形成寻找一个无法选择、长期稳定的先决条件，就如同自然地理因素一般。就高校学风而言，这个先决条件毫无疑问就是生源的层次与质量。1977年恢复高考，标志着我国高校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央和地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加大，高校内涵质量普遍提升。但是无论高等教育整体水准提升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各高校之间层级顺序基本保持稳定。我国高校的主体是国家公办，他们在资源配置、发展平台、机会获得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均受制于行政因素，这是导致高校之间层级顺序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这种稳定的重要体现就是高招录取分数线的排序保持区间稳定。虽然高考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但高考对基础教育质量的有效区分是不容置疑的。就一所高校而言，在较长时期内，它所录取的新生均来自同一个区间，那么这个层次的学生在中、小学期间的普遍学情，就是该高校开展学风培育工作无法选择、长期稳定的先决条件，就如同班固所说的“水土之风气”一般。高校在整体教育或个体教学的过程中，经常会考虑到生源的高考层次，但极少会探本究源地分析学生的中学学情与高校学习之间的逻辑关系，高校通常只会就招生指标和报考率与高中建立工作联系。如果把高中看作是本科学习的“先修”，那么高校极少会对这种先修进行深入、细致、科学的评估。高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无法规避这样一个事实：学生经过基础教育锤炼，已经对学习具备较为稳定的“前理解”，已经形成了面对学习的存在模式，对同一层次区间的学生来说，这种“前理解”和存在模式又具备普遍性，是形成本科学风的一个关键因素。班固认为，统治者的好恶，对人民风尚有引导作用，这个看法更早的类似表述有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圣人应该掌握权力，然后可以用自己完美的德行与高超的智慧引导人民，这是人类文明早期共有的观念(4)中国古典文献所记载的圣人，除孔子外，皆为“有德有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有“哲人王”的设计。。祛魅之后的现代社会，理应拒绝“卡里斯玛”(charisma)式的人物或人群的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教师可能是仅存的依然具有古典神圣性的职业群体。如本文开头所言，基础教育的升学压力巨大，量化考核导向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学教师的主体性和主导性被不同程度削弱，教师有可能被异化为“帮助通过考试的人”。在社会的一般认知中，大学教师拥有最为丰富的知识，能够自由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奥秘与真理，是社会价值的引领者。这种泛化的认知具体到高校内部，就是教师依然对大学生有精神引领的可能，即大学教师的学识、思想与追求可以从根本上引导学风向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是纯粹的学术关系，研究生会主动了解、探究导师的专业擅长和学术思想。但是本科生处于专业学习入门阶段，很难有足够的基础自主认知教师的学识、思想，进而产生学习上的模仿。由于本科教学采用班级授课制，师生之间缺乏全方位交流的制度基础，而只有全方位接触，教师才有因材施教的可能，教师的学识、思想与追求才会在以学习为核心的生活实践中凝结、转化为可以模仿的典型，对学生发挥人格感召作用。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外，高校教师能否全方位、多角度地介入学生的成长历程，对本科学风培育至关重要。除了生源层次、教师引领，学生的自主性也是影响学风形成、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班固的论述中，似乎人民风俗的形成完全是被动的，但也有不同意见，清代学者叶梦珠认为，“士风之升降也，不知始自何人。大约一、二人唱之，众从而和之。和之者众，遂成风俗，不可猝变。迨其变也，亦始于一、二人而成于众和”[5]83。“不知始自何人”，就明确排除了统治者的示范与引导，将“风”的兴起和变化视为主动和自发的。叶氏的判断可能有基于自然感受的因素。在现代物理学和气象学产生之前，人们对自然界中“风”的成因就有过思索而不得，宋玉那句有名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就用含混的文学语言表达了这种困惑。包括学风在内的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风气，都不是个体表现，而是群体的行动或精神状态。即便有人引导和示范(“一、二人唱之”)，也一定要与群体潜在的实现可能迎合，方能发挥作用。学习是自我觉醒的过程，本科生刚刚摆脱高考的目标规训，真正进入自主学习的阶段，因此，培养良好的本科学风，应该充分借鉴自由教育的宗旨和立场，教育者的重要任务是撤除一切不必要的樊篱，为学生的自我觉醒提供沃土。三、学风发展过程中的变量高校的核心任务是培育人才，构成高校的所有要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学风的生成，影响学风的发展。借鉴传统史学对“风”的研究，笔者认为，除了上文所论的三个关键因素，在学风发展过程中，高校结构设置所呈现出的本位性是学风发展过程的重要变量。我们有这样的直观感受，自然界的风遇到阻挡或障碍就会减弱乃至停息，人类社会的“风”也是如此。学校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没有哪所学校会故意设置障碍来阻碍学风的流通漫衍，但是高校结构化、模式化的管理对学风还是可能产生影响，启发来自晚清学者刘咸炘的卓识。刘咸炘治史，非常重视对历代“风”的观察，而观察古代的“风”，只能借助史书。他认为，《史记》中的合传，将几位相近的人物归在一个列传中，很能彰显这个人群所代表的社会风势；《汉书》的列传中也还能记载在政治压力下知识分子的矫激表现。但是唐代开始，正史的体裁构成越来越模式化，并影响到私家著述，凡是不能纳入现有体裁格局的人物和事件，只能被历史记载遗弃，文化风俗在历史书中渐渐晦暗(5)“(史书体裁)整齐之风，至唐之馆局而成”，“唐以来私家传记多止留意官曹仪制、贤士大夫言行，而罕及文化风俗”。 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文集·史学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页、第582页。本文对刘咸炘这一论点的总结，参考了王汎森的分析。详见王汎森：《“风”—— 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载《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8—186页。。刘咸炘想强调的是，“风”在历史上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唐代以后史书体裁固定，历史学家用固定的结构记述历史，不符合要求的史料会被结构摈弃，“风”在框架与框架之间碰壁，无门可入。刘咸炘是在慨叹观风之难，学风的流衍也有很多类似之处(6)既然以“风”为名，那么学风就必然具备流通性。如果高校的所有组织结构都体认到是为人才培养服务，为“学”而存在，为了“学”而存在的观念成为共识，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学风。“风”之所过，皆有泽被，不独为学生所独有。。为了维持运行，高校设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和服务机构，而这些设置又基本上对应着国家行政体制和社会功能构成。毫无疑问，设置这些机构的初衷都是为了服务高校中心任务，但是机构一旦设置，管理结构趋于稳定之后，各机构就会在运转中体现出明显的本位性。举例来说，高校财务部门在处理业务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然是财务管理制度，而不是其他。财务管理制度不必然对学风流通形成障碍，但也绝不必须为学风流通提供便利，包括财务制度在内的所有管理和服务设置都有它独立的存在依据和运行逻辑。这种本位性可能兼容学风的流通，也有可能是一堵无形的墙，阻碍学风的畅通，这就构成了学风发展的变量。若想有效引导这种变量发挥好的作用，就必须围绕高校的中心任务去改良框架设置，围绕“学”来重置存在的合法性和运行逻辑。高校应在不影响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非学术设置，从根本上提升学风的流通性。对变量的引导，除了裁撤障碍，也要从正面寻找维持、增强学风的新动力，比如各种评奖制度、评价体系、指标体系等，这些也都属于变量，如果使用得当，就会形成新的能量源，补充、汇合到原有的风势中，势必会激起新的波澜。波澜有微澜，有大风，微澜适用于局部调整，大风往往会带来广大范围内颠覆性的改变。以现代史学对“五四运动”的观察为例。“五四”无疑是在近代中国刮起的大风，经此洗礼，中国大地的各个领域，都开启了现代化的步伐。吴之椿说：中国之革新运动，至“五四”以后，显然呈现一种新的趋势，即成功的成分增多，而失败的成分减少，事业上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建设，几乎无一不是成功于“五四”以后，“五四”以后中国最显著之成就，莫如军阀之廓清，统一之完成，以及因此种成就而在若干方面得以贯彻之大小事业，如交通、禁烟等，其他如行政之整理、法律之改革，其间仅有一时未见普遍之实效，而影响远大，且在中国确属创举，如主计制度等。又如学校之充实，研究事业之提倡，皆为此期极堪注意之措施……[6]412这段文字相当概括地揭示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揭示了大风所带来的全局性的革命，是微风细雨无可比拟的。改良和革命并无优劣之分，只有适用环境的不同。从通常情况来说，学风建设是真积力久则入的长期培育，但是如果高校发展处于特殊发展阶段，需要革命性地建设新学风，那么合理调配机制，充分发挥引导和自主性，激发起一场大风来除旧布新，也未尝不可。当然，全局性改变的受制因素很多，有些是学校以外的，这又是另一个话题。四、学风的笼罩和延续作用龚自珍曾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7]128，学风弥漫于学校的各个角落，随物赋形，作用也随之具体化。文章最后，借鉴史学对“风”的功能界定，做一个整体提示。日本学者诸桥辙次曾就中国北宋时期理学的思想来源问题，与胡适有过一次笔谈，很有启发性，姑录如下：诸桥辙次：但外来思想输入一事，果能足启发宋代自由讨究精神欤！其间尚不能无可疑。且邵、周二子之学，虽非无禅学影响，其主要原因，宁似得之《易》学者。宋儒由来所读，才不过《楞严经》一部。一书之影响也，岂如斯深且多乎？胡适：邵、周之《易》，又道家之影响也。宋时，中国之空气已成一禅学之空气。虽有智者，亦逃不出。非一部《楞严》之力，乃此“空气”之力也[8]154。诸桥辙次认为将理学的兴起归之于佛教影响，似乎言过其实，他从宋儒的书单中发现，邵雍、周敦颐等人常读的不过一部《楞严经》而已。胡适的回答则显示出大学者的洞见，他跳出具体典籍的讨论，敏锐地指出，在邵、周等人登上历史舞台之际，禅学已经是流布于思想界的风尚，胡适的说法形象提示了“风”的笼罩性及其带来的裹挟作用。良好学风一旦形成，就会弥漫于学生群体之间，如同空气一样，是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的。这种笼罩既得自“风”自身的流动性，也依赖上一部分所说的，学校要拆除无形之墙，提供畅通之路。只要造成风气并促使其有效流通，学生普遍熏习其中，从最初的被裹挟，到习惯，再到成为自觉，学校教育将会事半功倍。“风”不仅有空间的弥漫性，也有时间的延续性，“风”一旦形成，往往会影响几代人。孟子在回顾殷商历史时曾慨叹，“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孟子·公孙丑上》)。前代殷王如武丁时期的遗俗善政，如风一般吹拂到末代殷王纣统治的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即便纣的暴虐天下闻名，依然可以凭借前代的流风余韵，在诸侯此起彼伏的讨伐中，勉力支撑数年。借鉴孟子的判断，我们可以意识到学风形成后所具有的长效影响。这种认识可以激励高校教育者上好每一节课，全方位投入综合育人的实践中，对所在学校来说，可能是历史性的贡献；也可以激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中，既是完善自身，也是在创造历史。我们面对那些办学数百年的著名大学，感慨其传统深厚时，是否仔细考虑过“传统”具体所指？那可能正是一代又一代教师、学生共同实践所形成的学风给我们的感受。本文第二部分曾介绍，史学领域对“风”的所指有数十种不同的理解，同样，如果我们追问什么是学风，高校学风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哪些现象是大学学风的具体表现，恐怕也是言人人殊，遑论为改良学风提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与对策。从根本上说，包括学风问题在内的所有教育问题，都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实践，绝非可以构建精密体系的思辨哲学。以往关于学风的研究，往往将探讨的范围局限于学校内部，而本文的写作前提是，学风是中国古人早已探讨的“风”(或“风俗”)问题在现代教育领域的延续，移风易俗的实践也许不能直接复制，但“观风”“察风”的视角可以借鉴。希望本文不成熟的散点透视可以扩大学风讨论的知识学领域，加深教育界对学风问题的认知。[参考文献][1]孔颖达.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 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5]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杨琥.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 李庆.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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