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风问题：基于传统史学观念的反思<sup>*<(3)

除了生源层次、教师引领，学生的自主性也是影响学风形成、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班固的论述中，似乎人民风俗的形成完全是被动的，但也有不同意见，清代学者叶梦珠认为，“士风之升降也，不知始自何人。大约一、二人唱之，众从而和之。和之者众，遂成风俗，不可猝变。迨其变也，亦始于一、二人而成于众和”[5]83。“不知始自何人”，就明确排除了统治者的示范与引导，将“风”的兴起和变化视为主动和自发的。叶氏的判断可能有基于自然感受的因素。在现代物理学和气象学产生之前，人们对自然界中“风”的成因就有过思索而不得，宋玉那句有名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就用含混的文学语言表达了这种困惑。包括学风在内的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风气，都不是个体表现，而是群体的行动或精神状态。即便有人引导和示范(“一、二人唱之”)，也一定要与群体潜在的实现可能迎合，方能发挥作用。学习是自我觉醒的过程，本科生刚刚摆脱高考的目标规训，真正进入自主学习的阶段，因此，培养良好的本科学风，应该充分借鉴自由教育的宗旨和立场，教育者的重要任务是撤除一切不必要的樊篱，为学生的自我觉醒提供沃土。

三、学风发展过程中的变量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培育人才，构成高校的所有要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学风的生成，影响学风的发展。借鉴传统史学对“风”的研究，笔者认为，除了上文所论的三个关键因素，在学风发展过程中，高校结构设置所呈现出的本位性是学风发展过程的重要变量。

我们有这样的直观感受，自然界的风遇到阻挡或障碍就会减弱乃至停息，人类社会的“风”也是如此。学校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没有哪所学校会故意设置障碍来阻碍学风的流通漫衍，但是高校结构化、模式化的管理对学风还是可能产生影响，启发来自晚清学者刘咸炘的卓识。刘咸炘治史，非常重视对历代“风”的观察，而观察古代的“风”，只能借助史书。他认为，《史记》中的合传，将几位相近的人物归在一个列传中，很能彰显这个人群所代表的社会风势；《汉书》的列传中也还能记载在政治压力下知识分子的矫激表现。但是唐代开始，正史的体裁构成越来越模式化，并影响到私家著述，凡是不能纳入现有体裁格局的人物和事件，只能被历史记载遗弃，文化风俗在历史书中渐渐晦暗(5)“(史书体裁)整齐之风，至唐之馆局而成”，“唐以来私家传记多止留意官曹仪制、贤士大夫言行，而罕及文化风俗”。 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文集·史学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页、第582页。本文对刘咸炘这一论点的总结，参考了王汎森的分析。详见王汎森：《“风”—— 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载《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8—186页。。刘咸炘想强调的是，“风”在历史上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唐代以后史书体裁固定，历史学家用固定的结构记述历史，不符合要求的史料会被结构摈弃，“风”在框架与框架之间碰壁，无门可入。

刘咸炘是在慨叹观风之难，学风的流衍也有很多类似之处(6)既然以“风”为名，那么学风就必然具备流通性。如果高校的所有组织结构都体认到是为人才培养服务，为“学”而存在，为了“学”而存在的观念成为共识，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学风。“风”之所过，皆有泽被，不独为学生所独有。。为了维持运行，高校设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和服务机构，而这些设置又基本上对应着国家行政体制和社会功能构成。毫无疑问，设置这些机构的初衷都是为了服务高校中心任务，但是机构一旦设置，管理结构趋于稳定之后，各机构就会在运转中体现出明显的本位性。举例来说，高校财务部门在处理业务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然是财务管理制度，而不是其他。财务管理制度不必然对学风流通形成障碍，但也绝不必须为学风流通提供便利，包括财务制度在内的所有管理和服务设置都有它独立的存在依据和运行逻辑。这种本位性可能兼容学风的流通，也有可能是一堵无形的墙，阻碍学风的畅通，这就构成了学风发展的变量。若想有效引导这种变量发挥好的作用，就必须围绕高校的中心任务去改良框架设置，围绕“学”来重置存在的合法性和运行逻辑。高校应在不影响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非学术设置，从根本上提升学风的流通性。

对变量的引导，除了裁撤障碍，也要从正面寻找维持、增强学风的新动力，比如各种评奖制度、评价体系、指标体系等，这些也都属于变量，如果使用得当，就会形成新的能量源，补充、汇合到原有的风势中，势必会激起新的波澜。波澜有微澜，有大风，微澜适用于局部调整，大风往往会带来广大范围内颠覆性的改变。以现代史学对“五四运动”的观察为例。“五四”无疑是在近代中国刮起的大风，经此洗礼，中国大地的各个领域，都开启了现代化的步伐。吴之椿说：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6/3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