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鼷鼠食郊牛角新解(4)

总之，经由上文的综合论证，笔者以为我们的“新解”是站得住脚的。

三、余 论

古中国有“七科”之学、“四部”之学，而不管是“七科”之学抑或“四部”之学，“经”和“经学”都是榜上有名，而且都是位居榜首；因此，古中国有浓郁的“尊经意识”、强烈的“尊经思想”，而行文与行事则必须“征圣”“宗经”。诚如南朝梁刘勰所说，“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16]110，“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16]264，“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16]107-108。近人李源澄说，经学是中国人的“最高宪章”，“可以说，中国人一切标准皆建筑在经学上”[17]321。

另一方面，古人也认识到：《春秋》虽然为“经”，但实则出自“史”；《春秋》虽然由“经”而“史”，但不能掩盖“经史有别”这一基本事实。诚如宋人刘敞所说：“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产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鲁国之史，贤人之记，沙之与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笔，金之与玉也。金玉必待拣择追琢而后见，《春秋》亦待笔削改易而后成也。谓《春秋》之文皆旧史所记，无用仲尼者，是谓金玉不待拣择追琢而得，非其类矣。”[18]

清代中期以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9]1。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打破了“尊孔”“尊经”的独断论迷雾，有助于学人心平气和地阅读、客观公正地解读“经书”。

通过本文的“个案分析”，在很大程度昭示了乾嘉学派古典学研究路数的可靠性与可取性。兹引清人王引之、张之洞和近人陈寅恪之说为据，王引之说：“……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20]756这是广大学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也是诸多学者恪守的信条。

而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古训，依然萦绕耳际：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11]

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天下人材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21]354

博学鸿儒、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教导，可谓至理名言：“非研精小学，则古籍无以理解，郢书燕说，其咎多矣。”[22]68

赵元任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当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问题。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12]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关于文字训诂、微言大义的教导，可谓语重心长。

注释

①参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②《幼学琼林·文事》说“荣于华衮，乃《春秋》一字之褒；严于斧钺，乃《春秋》一字之贬”，明显因袭自范宁序文。③桓谭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论·正经》）④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九《汉书五行志杂驳》：“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刘向以其后三家逐鲁昭公、卒死于外之象。”⑤参见孙桂芳：《关于鼷鼠》，《生物学通报》1957年第12期。⑥参见百度百科， E9% BC% B7% E9% BC% A0/?fr=aladdin。⑦参见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⑧参见章太炎：《文始六 侯东类》，《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⑨参见闻一多：《古典新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0－72页。⑩参见王力：《同源字典》，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2－113页。[11]参见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说明：所引文字系笔者重新标点。[12]参见杨步伟，赵元任：《忆寅恪》，《清华校友通讯》（台北），新32期，1970年4月。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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