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史馆运行机制(4)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南朝史学兴盛的几点原因。

其一，南朝秘书郎、著作佐郎主要为世族子弟起家服务。秘书郎主要为高门世族开辟道路，成员人身份变化不大;著作佐郎情况变化最为显著，宋、齐主要为高门入仕起家之选，至萧梁则呈现出由高门向低级士族发展的趋势，并且渐渐回归本职，这当是南朝中央史馆的一个重大变化，而这与史学的发达有密切关系。究其原因与士庶力量消长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皇权加强、世族渐微的政治形势，以及梁武帝重用气质相近的低级士族有关［18］，值得关注。对于“上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这里的“著作”和“秘书”分别作著作佐郎和秘书郎来理解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其二，可以确定南朝秘书监、秘书丞、著作郎三个官职的活动基本仍在修书撰史的范围内，并没有受到来自世族起家的很大冲击，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另外，这三个官职的实际职能与秘书郎、著作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职能分工明显，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点正体现了南朝中央史馆的特色和独特的运行机制，即秘书省(寺)之秘书郎与著作省之著作佐郎均负责世族子弟的起家入仕，用来完成世族子弟起家入仕的功能，而秘书省(寺)与著作省之其他官职，即秘书监、秘书丞和著作郎等仍保持“本色”，以保障史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本国修史的现实需要。南朝中央史馆的这种分工，使其具有了双重职能，因为“分工明确”，互不干扰，所以使这两种职能都得以顺利地开展下去。这种特性可以看作是统治者既重视史学现实又适应特殊时期世族发展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措施。而从史官的出身来看，以高门和低级士族为主，出身寒门者不多，显示了世族强劲的政治和文化势力。

其三，采用临时设立史官等多种方式补充了史馆工作的不足，保证了史学工作的进行，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王 燕)

史馆是史学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梁启超先生曾说:“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1］然而，这与南朝中央史馆人员的选任情况似乎搭不上界。民间有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2］，意思是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就能当著作郎，只要能说“身体如何”的问候话就能当秘书郎。史书也有记载:秘书郎，求之者甚多，只能“待次入补”，“例数十百日便迁任”［3］493，“自齐、梁之末，多以贵游子弟为之，无其才实”［4］，“江左多任贵游少年，而梁尤甚”，“陈著《令》:令、仆子起家为之”［5］297;著作佐郎，“此职闲禀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6］。这些记载让人们觉得南朝史馆似乎只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世族子弟在仕途上的跳板，那么，在门阀制度的背景下，史学为什么还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南朝史馆与史学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一、对史官选任的考察首先，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南朝史官的出身与任职情况。笔者从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中辑出曾任史官的人数共189人。包括秘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监、秘书丞、著作正员郎、著作令史、撰史学士、撰史著士，后四个官职人数分别是1、1、3、2，显然不具备考察的意义。下面则着重考察论述秘书郎等五个职官的选任情况。(一)秘书郎秘书郎共辑得51人，约占总人数的27%。宋11人:王僧虔、谢颢(疑释谒为秘书郎)、褚贲、王俭、谢氵蘥、萧惠开(低级士族)、谢世休(秘书郎，新除被诛)、王慈、殷淳、萧缅、王缋。此11人中有10人出身高门，只有萧惠开1人属低级士族，皆以秘书郎起家。齐6人:王寂、江蒨、萧遥欣、萧颖胄、何胤、王泰。此6人无一例外地皆起家于秘书郎，并均为世族子弟或王室成员。梁33人:张炽、王训、王劢、王锡、王规、王褒、谢举、褚翔、张嵊、张缵、殷钧、何敬容、张绾、张缅、萧孝俨、萧恺、谢嘏、王泰、王承、王佥、王通、王质、袁宪、萧子云、萧昱、王玚、袁枢、袁敬、王冲、谢哲、萧济、徐份、王固。按《隋志》记，梁有秘书张炽《金河集》六十卷［7］1077。张炽曾为萧颖胄府长史［8］672，盖入梁仕至秘书，门第等情况不详。其余32人，除张缅属低级士族外，皆出身高门，且全部起家于秘书郎。陈，蔡凝1人。前引陈制度:秘书郎“令、仆子起家为之”，而蔡凝虽是高门，但“祖撙，梁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父彦高，梁给事黄门侍郎”［9］470，蔡彦高还做过什么官，史书并没有更多记载，这可能说明陈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但还需要根据更多的材料加以证明。由此可见，南朝秘书郎的人选非王室成员即甲族子弟。需要补充的是，高门起家秘书郎自刘宋以来就已经形成传统，不独齐梁如此。(二)著作佐郎著作佐郎是世族子弟仕途上的又一重要跳板。共计47人，约占总人数的25%。宋17人:褚渊、顾愿、王莹、王奂、王秀之、褚寂之、褚湛之、褚彦回、蔡廓、沈统、江湛、萧映等高门12人，低级士族如萧惠基1人，门第不详者如顾练、殷朗，共15人，皆以此官起家。袁顗、谢绍2人皆出自高门，曾任职著作佐郎，史学成绩史无记载。齐7人:王瞻、张率、王泰、萧秀、萧藻、萧介、萧洽均以此官起家。梁20人:萧几、陆襄、萧特、柳敬礼、柳巧言、萧引、陈昙朗、到仲举、谢绥、王瞻、王长玄、王峻、柳仲礼等13人出身高门;到荩、刘孝绰、刘谅、徐悱、刘显、姚察、萧视素(迁著作佐郎)等7人出身低级士族。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宋、齐，萧梁著作佐郎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低级士族开始介入，并占据几近三分之一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著作佐郎不仅全为起家之用，其撰史的职能也逐渐回归，主要体现在任用门第不高又有才学之士，如姚察，“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与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9］348据杜之伟《解著作表》:“臣以绍泰元年(555)，忝中书侍郎，掌国史，于今四载。”［9］455知其求解著作之事发生在陈永定初年(557)。故姚察佐著作时，当在绍泰元年(555)至陈霸先受禅之前的梁末。陈3人，江溢、姚察、陆从典。只有高门陆从典以此官起家。《陈书》卷27《姚察传》:“吏部尚书徐陵时领著作，复引为史佐，及陵让官、致仕等表，并请察制焉”。“复引为史佐”说明姚察此次任职当与上文所引“佐著作”相同，均应作“著作佐郎”理解，时间在太建初［10］。《北史》卷 36《薛辩附薛聪传》，薛聪释褐著作佐郎，“于时，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优者不过奉朝请，聪起家便佐著作，时论美之。”可见陈时著作佐郎仍然有效地参与了撰史工作。(三)著作郎著作郎又称大著作［11］。共35人，约占总人数的19%。宋11人。何承天，元嘉十六年(439)为著作郎。宋文帝立四馆，主史学馆事，撰国史，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12］1704。江智渊、徐爰，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爰领著作郎，终其业［13］1918，有《宋书》六十五卷［7］955。王逡之，以尚书左丞兼著作郎。许珪、江恁(按《南齐书》卷四三《江敩传》记“著作郎”;《南史》卷三六《江夷传》及《宋书》卷七一《江湛传》，均记“著作佐郎”)、江斅、徐聿之、徐孝嗣、何求、刘秉，皆起家著作郎。以此起家者有5人，其余6人中，以何承天、徐爰的史绩突出。齐有萧渊业、周颙、沈约、王逡之、顾暠之、刘绘6人。周颙，太子仆兼著作，撰起居注。迁中书侍郎，兼著作如故。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13］894。沈约，建元四年(482)，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484)，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撰《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梁武纪》十四卷［3］243。王逡之，升明末，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参定齐国礼仪，建元二年(480)，上表立学，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转通直常侍，骁骑将军，领博士、著作如故［8］902。顾暠之，隆昌初为安西谘议，兼著作。刘绘，解褐著作郎。齐著作郎6人中周颙、沈约、王逡之3人任期较长，切实地履行了其史学职能，且成绩突出。梁11人。虞荔，以文史见知，领大著作［13］1679。傅昭，天监元年(502)，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郎，顷之兼御史中丞，著作如故。天监三年(504)，兼五兵尚书，著作如故［13］1469。裴子野，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顷之，兼中书通事舍人，除通直、正员郎，著作如故［3］443。王僧孺，天监初，拜中书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迁尚书左丞，领著作如故［13］1461。许懋，天监初除征西鄱阳王谘议，兼著作郎，待诏文德省［13］1487。贺季，中书黄门郎，兼著作［13］1508。刘杳，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为平西湘东咨议参军，兼著作如故［13］1451。陆云公，以尚书仪曹郎，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迁中书黄门郎，兼掌著作［3］724。褚球，以秘书监领著作。刘刍，著作郎，早卒。刘遵，起家著作郎，大同二年(536)卒。梁著作郎11人，起家者只有刘遵1人。与宋、齐相比，梁著作郎任期更长，兼领者增多，且其中不乏如沈约、裴子野、王僧孺等史学大家。陈7人，徐陵、姚察、陆琼、顾野王、杜之伟、许亨、徐敬成。7人中，仅有徐敬成1人从此起家，其余6人皆以撰史、整理图籍为己任，著名者徐陵、姚察、杜之伟等，皆取得很大成绩，史学工作不因陈之短祚而废止。综上，世族子弟也有从著作郎起家的，但数量极少。著作郎身份构成比较复杂，如徐爰，被列入《恩悻传》，还有裴子野等。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王泰的行为，泰属于一流高门，“起家为著作郎，不拜，改除秘书郎”［3］323，其原因不仅在于甲族子弟更热衷于从秘书郎起家［14］，更是由于他不情愿站在一流高门起家秘书郎的传统和主流之外，何况到了萧梁著作郎和著作佐郎成员身份已经混杂，只有秘书郎还保持着“清白”，王泰自然要“避浊就清”，以维护门第的尊严。皇权加强，世族渐微，身为高门的王泰，当时的心态可想而知。(四)秘书监秘书监宋6人:刘义庆、谢灵运、颜延之、卢繁(按，《隋志》记有宋秘书监《卢繁集》一卷，残缺。卢繁其人不详。)、王微、王延之(即王延)。齐4人:陆澄、江斅、江淹、谢胐。梁13人:任昉、柳恽、柳忱、萧渊业、孔休源、傅昭、殷芸、刘孝绰、刘之遴、萧子范、萧子恪、王筠、褚球。陈7人:江德藻、庾持、周弘直、除陵、傅縡、姚察、蔡景历。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职掌是负责对古籍妥善收集保管，“考校古今”［5］296，整理古籍。从门第来看，这些人出身都不低，或高门或低级士族。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取得了很大的史学成绩。如谢灵运，整理秘阁图书，撰《晋书》粗立条流。《隋书·经籍志》著录，谢灵运《晋书》三十六卷(按《旧唐志》作《晋书》三十五卷)，已佚。《隋志序》曰:“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7］955又如齐陆澄，建元二年(480)秘书监，四年(482)，复为秘书监，永明初，又历秘书监一职，并撰有地理书及杂传［8］683。江淹，建武四年(497)至中兴元年(501)年间，时有出守，终任秘书监，修《齐史》十志，行于世［13］1918。梁任昉，手自校定秘阁四部之书;刘孝绰，大同五年(539)授秘书监，作《校书秘书省对雪咏怀诗》［15］，从诗题来看他仍做着“考校古今”的工作。至于姚察，已不必多言。(五)秘书丞秘书丞官职清显，人选尤重，但其职能不因此废止。宋7人:殷淳、范晔、褚渊、王俭、王延之(即王延)、袁彖、江斅。齐3人:王融、江祀、袁昂。梁9人:王训、王泰、张率、刘孝绰、谢举、萧推、殷钧、何敬容、萧确。陈，未见。南朝秘书丞对史学的贡献也很大。如殷淳，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秘书郎，后迁秘书丞，元嘉十一年(434)卒，秘书丞任期应在此前几年。《新唐书·艺文志》录殷淳《四部书目序录》三十九卷。《隋志序》言:“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此又有殷淳《四部书目》，疑为谢灵运《四部目录》的一部分，开始于谢灵运任秘书监之时，结束在元嘉八年(431)，故以谢灵运属名，而其完成必少不了殷淳之功。殷淳任秘书丞在元嘉八年左右，与其仕历大致相合。范晔，元嘉三年(426)至元嘉五年(428)八月任秘书丞，撰有《后汉书》九十七卷。此书虽在元嘉九年(432)迁宣城太守之后完成，但秘阁经历对其应十分重要。王俭，元徽初任秘书丞。俭表求校录坟典，依汉刘歆《七略》撰《七志》四十卷(按:《宋书·后废帝纪》记元徽元年八月，“秘书丞王俭上所撰《七志》三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8］686。王延之(即王延)，约大明二年(458)为秘书丞。《两唐志》著有王延之(余嘉锡认为即王述之［16］)《春秋旨通》十卷。袁彖，宋顺帝时，秘书丞，议驳国史。檀超欲立处士传，彖曰:“夫事关业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轹将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长风移俗，故迁书未传，班史莫编。一介之善，无缘顿略，宜列其姓业，附出他篇。”［8］433可见其史学观。梁王泰，天监元年(502)，为秘书丞，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泰表校定缮写［3］324。殷钧，秘书丞在职，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3］407。《全梁文》卷66《古今书最》载:“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这些人在史学工作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或是整理图书目录，或是编修史书，对史书的撰写体例都发挥了作用，可见秘书丞一职并非虚设。二、其他的补充形式此外，为了保证史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以下几种方式也是常用的，这是史学工作上的有力补充。(一)使一些有才学者长期担任史官如徐爰、谢灵运、殷淳、江淹、任昉等都长期担任史官，周颙、王逡之、虞荔、傅昭、裴子野、王僧孺、姚察、陆琼、杜之伟等几次迁转皆“兼著作如故”，陆澄也几次任秘书监，这应是史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二)以他官兼知史事如宋孝武初，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宋史》［13］661;王思远，以侍中掌起居注［13］1781;丘灵鞠，齐初，知东宫手笔，掌知国史［8］834;周捨，官职屡改而常留省内，兼掌国史［3］376;周兴嗣，以员外散骑侍郎身份佐撰国史［3］698。这些人没有史官之名，却有撰史之实，是史官工作的一种有力补充，像这样的人应当还有很多。(三)临时设立史官除常设正式官员外，秘书省还有校书郎、令史和正字录事、儒林郎、文林郎、楷书郎等，不时置［17］，而著作省则有著作正员郎，如宋之陆澄，泰始六年(471)转著作正员郎［8］890;著作令史，如吴癸，元嘉二十年(443)，太祖使著作令史吴癸依洪法，制新术，令太史施用之［12］286，但此二职皆不见于《职官志》。陈又设有撰史学士，《隋书》卷二六《职官志》:“撰史学士，亦知史书。”陈之傅縡、顾野王、许善心皆曾任撰史学士，同时陈又有撰史著士，顾名思义亦与撰史有关，官者如阮卓、张正见，但史无详载。(四)改进和采用“待诏”制度南朝，尤其是梁，重新启用了秦汉的待诏制度，并将其与秘书、著作之工作及官员之选拔相结合，待诏制度在南朝新的应用不但扩大了选官途径，而且对史馆的工作有很大贡献。天监初，“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使校定坟史。”［3］686这说明文德殿待诏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了校雠整理图书的意义，其工作性质与秘书省相类。同时，梁书还记载到洽抄甲部书，张率抄乙部书，还有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二十卷，这也正是秘书省“校定坟史”工作的具体体现。《隋志序》记:“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而这些待诏者正是在秘书监任昉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可见待诏者与史馆工作密切相连。可以说正是因为引进了这些待诏者，才使人力溃乏的史馆工作很快地完成，这个工作成果当以《四部目录》、《文德殿五部目录》为代表。同时梁还有寒人吴均，天监初待诏著作，这说明待诏地点还有著作省。可见，待诏制度有效地补充了史馆的人力，它对史学工作的贡献是勿庸置疑的。三、结语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南朝史学兴盛的几点原因。其一，南朝秘书郎、著作佐郎主要为世族子弟起家服务。秘书郎主要为高门世族开辟道路，成员人身份变化不大;著作佐郎情况变化最为显著，宋、齐主要为高门入仕起家之选，至萧梁则呈现出由高门向低级士族发展的趋势，并且渐渐回归本职，这当是南朝中央史馆的一个重大变化，而这与史学的发达有密切关系。究其原因与士庶力量消长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皇权加强、世族渐微的政治形势，以及梁武帝重用气质相近的低级士族有关［18］，值得关注。对于“上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这里的“著作”和“秘书”分别作著作佐郎和秘书郎来理解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其二，可以确定南朝秘书监、秘书丞、著作郎三个官职的活动基本仍在修书撰史的范围内，并没有受到来自世族起家的很大冲击，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这三个官职的实际职能与秘书郎、著作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职能分工明显，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点正体现了南朝中央史馆的特色和独特的运行机制，即秘书省(寺)之秘书郎与著作省之著作佐郎均负责世族子弟的起家入仕，用来完成世族子弟起家入仕的功能，而秘书省(寺)与著作省之其他官职，即秘书监、秘书丞和著作郎等仍保持“本色”，以保障史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本国修史的现实需要。南朝中央史馆的这种分工，使其具有了双重职能，因为“分工明确”，互不干扰，所以使这两种职能都得以顺利地开展下去。这种特性可以看作是统治者既重视史学现实又适应特殊时期世族发展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措施。而从史官的出身来看，以高门和低级士族为主，出身寒门者不多，显示了世族强劲的政治和文化势力。其三，采用临时设立史官等多种方式补充了史馆工作的不足，保证了史学工作的进行，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参考文献］［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M］.王利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5］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6］房玄龄，禇遂良，许敬宗.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7］魏征，令孤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8］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0］牛润珍.徐陵引姚察为史佐不在永定初——读《陈书·姚察传》札记［J］.史学史研究，2007(2):123－124.［11］刘知几.史通通释·史官建置［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牛润珍.释“上车不落则著作”［J］.史学史研究，2001(3):68－72.［1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8］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3/5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