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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史馆运行机制(3)

来源:史学集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3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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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秘书丞 秘书丞官职清显,人选尤重,但其职能不因此废止。宋7人:殷淳、范晔、褚渊、王俭、王延之(即王延)、袁彖、江斅。齐3人:王融、江祀、袁昂。

(五)秘书丞

秘书丞官职清显,人选尤重,但其职能不因此废止。宋7人:殷淳、范晔、褚渊、王俭、王延之(即王延)、袁彖、江斅。齐3人:王融、江祀、袁昂。梁9人:王训、王泰、张率、刘孝绰、谢举、萧推、殷钧、何敬容、萧确。陈,未见。

南朝秘书丞对史学的贡献也很大。如殷淳,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秘书郎,后迁秘书丞,元嘉十一年(434)卒,秘书丞任期应在此前几年。《新唐书·艺文志》录殷淳《四部书目序录》三十九卷。《隋志序》言:“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此又有殷淳《四部书目》,疑为谢灵运《四部目录》的一部分,开始于谢灵运任秘书监之时,结束在元嘉八年(431),故以谢灵运属名,而其完成必少不了殷淳之功。殷淳任秘书丞在元嘉八年左右,与其仕历大致相合。范晔,元嘉三年(426)至元嘉五年(428)八月任秘书丞,撰有《后汉书》九十七卷。此书虽在元嘉九年(432)迁宣城太守之后完成,但秘阁经历对其应十分重要。王俭,元徽初任秘书丞。俭表求校录坟典,依汉刘歆《七略》撰《七志》四十卷(按:《宋书·后废帝纪》记元徽元年八月,“秘书丞王俭上所撰《七志》三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8]686。王延之(即王延),约大明二年(458)为秘书丞。《两唐志》著有王延之(余嘉锡认为即王述之[16])《春秋旨通》十卷。袁彖,宋顺帝时,秘书丞,议驳国史。檀超欲立处士传,彖曰:“夫事关业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轹将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长风移俗,故迁书未传,班史莫编。一介之善,无缘顿略,宜列其姓业,附出他篇。”[8]433可见其史学观。梁王泰,天监元年(502),为秘书丞,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泰表校定缮写[3]324。殷钧,秘书丞在职,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3]407。《全梁文》卷66《古今书最》载:“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这些人在史学工作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或是整理图书目录,或是编修史书,对史书的撰写体例都发挥了作用,可见秘书丞一职并非虚设。

二、其他的补充形式

此外,为了保证史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以下几种方式也是常用的,这是史学工作上的有力补充。

(一)使一些有才学者长期担任史官

如徐爰、谢灵运、殷淳、江淹、任昉等都长期担任史官,周颙、王逡之、虞荔、傅昭、裴子野、王僧孺、姚察、陆琼、杜之伟等几次迁转皆“兼著作如故”,陆澄也几次任秘书监,这应是史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以他官兼知史事

如宋孝武初,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宋史》[13]661;王思远,以侍中掌起居注[13]1781;丘灵鞠,齐初,知东宫手笔,掌知国史[8]834;周捨,官职屡改而常留省内,兼掌国史[3]376;周兴嗣,以员外散骑侍郎身份佐撰国史[3]698。这些人没有史官之名,却有撰史之实,是史官工作的一种有力补充,像这样的人应当还有很多。

(三)临时设立史官

除常设正式官员外,秘书省还有校书郎、令史和正字录事、儒林郎、文林郎、楷书郎等,不时置[17],而著作省则有著作正员郎,如宋之陆澄,泰始六年(471)转著作正员郎[8]890;著作令史,如吴癸,元嘉二十年(443),太祖使著作令史吴癸依洪法,制新术,令太史施用之[12]286,但此二职皆不见于《职官志》。陈又设有撰史学士,《隋书》卷二六《职官志》:“撰史学士,亦知史书。”陈之傅縡、顾野王、许善心皆曾任撰史学士,同时陈又有撰史著士,顾名思义亦与撰史有关,官者如阮卓、张正见,但史无详载。

(四)改进和采用“待诏”制度

南朝,尤其是梁,重新启用了秦汉的待诏制度,并将其与秘书、著作之工作及官员之选拔相结合,待诏制度在南朝新的应用不但扩大了选官途径,而且对史馆的工作有很大贡献。天监初,“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使校定坟史。”[3]686这说明文德殿待诏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了校雠整理图书的意义,其工作性质与秘书省相类。同时,梁书还记载到洽抄甲部书,张率抄乙部书,还有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二十卷,这也正是秘书省“校定坟史”工作的具体体现。《隋志序》记:“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而这些待诏者正是在秘书监任昉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可见待诏者与史馆工作密切相连。可以说正是因为引进了这些待诏者,才使人力溃乏的史馆工作很快地完成,这个工作成果当以《四部目录》、《文德殿五部目录》为代表。同时梁还有寒人吴均,天监初待诏著作,这说明待诏地点还有著作省。可见,待诏制度有效地补充了史馆的人力,它对史学工作的贡献是勿庸置疑的。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3/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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