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嫁祸于人公文写作忌之十六(3)

比起清朝的熊赐履来，元好问的表现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康煕完全主政后，著名理学家熊赐履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影响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先是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尚书，不久担任日讲官。内三院第二次改称内阁后，熊赐履又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清初内阁受制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转达表章的机构，大学士并不入阁办事———笔者注）。

满族入主中原前后，内三院之一的内秘书院是中枢主要秘书机构。后来沿袭明制，另设翰林院，与内秘书院共同承担朝廷文字工作（南书房及军机处成立之后，翰林院不再承担公文写作任务，成了学术色彩浓厚的官署——笔者注）。熊赐履以著名理学家的身份，身兼朝廷秘书和皇帝老师两个重要职务，说他是部长级（礼部尚书）的御前首席理论家兼皇帝高级政治秘书是不会错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身份地位既重要又特殊的大人物，因为错批了一道公文而又企图嫁祸于人，结果英名被毁、遗恨终生。

犹如现在的领导机关收到公文之后，首先得由办公室拿出拟办意见一样，清朝中央收到来文，秘书部门也要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然后送呈皇帝阅示裁定。这种做法明清时叫做“票拟”或“票签”。

所谓“票拟”，就是秘书部门在来文上代皇帝拟好“御批”稿本，因是“用小票墨书”，贴在奏疏上呈报皇帝，所以称为“票拟”或“票签”。皇帝如果同意秘书部门意见，即用朱笔照票拟批答下发；如不尽同意，则发还重拟，称为“改票”。

公文拟办实际上是一项辅助决策活动，也是秘书部门辅助领导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目的在于为决策活动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既可节省领导者的时间与精力，使其摆脱过于繁重的日常事务，提高领导的决策水平，也能集思广益，使文秘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做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从而更正确、更迅速、更有效、更科学地处理公文。

稍有公文办理经验的人都知道，公文拟办看似简单，实则不然。书写拟办意见之前，秘书务必认真研读来文，完全弄清对方的意图、问题的性质与实际状况；必要时还要通过多种方式对有关情况（问题的现状、历史与其他问题的关联）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做细致调查研究，掌握处置有关问题的法律政策规定和事实依据，使公文处理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然而，熊赐履这位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理学家，这次拟办公文时却表现得十分漫不经心，结果犯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低级错误。

熊赐履作为皇帝的秘书，如此对待工作本来就不应该，更可笑的是，错误发生之后，他不仅不虚心改正反而嫁祸于人，这就无论如何难以饶恕了。

事情的经过充满了戏剧性。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总督哈占上了一份关于获盗提请开复官员（指革职或降职的官员恢复原官或原衔）的题本，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熊赐履代拟批旨时一时糊涂，把原来应该批给吏部核办的题本错批给了三法司“核议具奏”（三法司是三个司法机关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合称）。吏部负责官员起复任用，三法司负责审案，熊赐履这么一批可谓南辕北辙，与哈占奏请开复官员的初衷截然相反。如果真这么办了，岂不反倒害了这些官员？

康熙向来精明，阅文时马上发现了这一错误，于是当即查问是谁干的这种糊涂事？

如果严格按照公文写作和办理制度规定，秘书批错了公文是要挨处分的，而此事又是康熙亲自发现并查问下来，问题自然更严重一些。实际上真要进行处理时，一般都会网开一面。原因是三年前爆发“三藩之乱”后，清朝中央每天收发文数量大增，内阁忙得晕头转向，处理公文经常出错，康熙为人本来就宽厚，现在又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就更加能够体谅秘书们的苦衷了，于是说“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因此一概免于责罚，只口头上进行批评教育。熊赐履此次出错，由于发现早，工作上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康熙当然更不会深究。但是熊赐履得知消息（或是自己醒悟过来）后心急如焚，次日便起了个大早，五更刚过就赶到单位上，叫值班中书（文书档案人员）拿出前一天批过的文件，想暗中弥补过失。他觉得中书在眼前碍事，就挥手叫他退出去。找到自己草拟的原稿后，熊赐履偷偷撕下，然后嚼碎吞进肚里。他还自作聪明搞了一个伪装：将同事杜立德批写的一份票签裁去一部分，然后用小字将错批写在上面，再贴到哈占报来的题本上，自己则换过杜立德批过的本子，在上面另批几句，以便“移花接木”。（《清史稿·熊赐履传》）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