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与文学及其他

如今，关于运河，尤其是大运河，顿然间似乎颇为热闹喧腾起来，近乎热得烫手，如炎炎盛夏，烈焰正午。名目繁多的各色论坛次第而来，花样翻新的种种项目不断出炉，种种人为制造的所谓流派也粉墨登场，不无沐猴而冠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滑稽荒唐。步入当今时代，后工业社会也好，网络时代也罢，信息社会也行，中国的大运河作为古老而又年轻的人工河流、政治河流、经济河流，已经从总体上光荣完成其历史使命，风光不再，或者也可称之为夕阳无限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文化意义得以逐步凸显，也不无生态环境的考量。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不揣浅陋，坐井观天，很初步粗浅地讨论运河与文学的因缘，提出若干历史人物、历史文本与运河、淮河的关联，权作抛砖引玉，难免贻笑大方之讥。

一、中国运河之简要回望

在中国，运河之古老，自不待言。公元前六一三年，楚国开凿荆江沟通汉水的荆江运河和巢湖沟通肥水的巢肥运河，这大概是中国最为古老的运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不无问鼎中原的军事目的在，而勾践在后，吴越争霸，三千越甲可吞吴，但邗沟、江南河之运河就此而开滥觞。战国时期，魏惠王开凿鸿沟，不断疏浚补充，成就为鸿沟水系。刘项争夺天下，起初也是以鸿沟为界，所谓楚河汉界，大概就是在鸿沟。强秦当年有郑国渠，还有灵渠。郑国渠有人研究其开凿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削弱秦国实力，更有赵高卧底而灭秦的臆测，只能是聊备一格，听听而已。刘邦一统天下，围绕长安，构筑运河网络，自不待言。此后，国家首都，不断东移，或洛阳，或开封，运河大多自然要围绕首都而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运河是经济河流，也是政治河流。隋代开凿疏浚运河，自此有了所谓大运河之说。一代盛唐，绵延之赵宋，运河之功，自不待言。蒙元虽然短暂，但定都如今的北京之后，也要依赖运河，有一卓绝人物郭守敬，应运而生，这才有了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南北，通惠河之名，据说就是忽必烈所命名。自此而后，明清更是依赖运河，贯通南北，漕运之盛，令人侧目。伴随而来，治理黄河与运河的专家名宦，威名赫赫。此时的运河，既是政治河流，更是经济河流，进而衍生出文化河流。中国的运河走过了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从局部性人工河流到全局性举足轻重的国家命脉，运河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整体上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它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活跃了南北的经济，也带来了运河两岸的诸多都市城镇的兴旺。经济的繁荣，人员的聚集，彼此的往来，必然带来商业的繁盛，市井的繁华，而明清小说多产生于运河两岸，正是市井文化兴起的一种折射。

二、运河与文学之管窥蠡测

几年前，我所服务供职的机构要策划出版《中国运河志》，偶尔参加过前期的一些会议务虚，也到大运河边上的淮安参加过有关选题会议，还到过清口、高家堰，写过一些文字，刊发在《雨花》杂志上。运河沿岸的城市，不说京杭，不说当年有“小扬州”之称的天津，江苏境内的诸如淮阴、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还有浙江的绍兴、嘉兴，都多次断续走过，或因文学而来，或是采风漫游，逝水涛涛，寻幽访古，既有旷世风华的薪火相传，更有荒凉落寞的风光不再。最近，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有一个说法，比较别致。他说，不要就文学谈文学，而要跳出文学，除了会议室，还要有山丘。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我们提到运河，自然会想到许多人的名字，诸如郑国与郑国渠，主观动机与客观结果的悖反；韩信与枚乘，韩信当年在汉中被刘邦登坛拜将之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据说也利用了汉水之便，而他后来的多次用兵鏖战，也多次受到水的启发，做足了水文章；枚乘来自淮阴，其子枚皋，父子文章，望重一时；杨广与皮日休的诗，柳永、秦观与运河，也是屡屡被人提及；即使在当下的刘绍棠这个久违的名字，因为他关于运河的不少文本，也难以绕过，虽然他有一个女婿司马南，很令人不齿；我们更会想到明清时期的诸多经典名著，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甚至还有刘鹗的《老残游记》；当然也会想到张岱的《夜航船》，他往来于吴越，甚至去齐鲁，看他的父亲，多在运河之上目送归鸿，感伤怀时；实际上，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无不与运河、江河有关。在农业社会，文学的书写，怎会离得了河流，更何况还是深深刻上人工烙印的运河？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种治水的社会，治水是天大的事情，因为治水才有了国家。大禹治水，自不待言；漂母一念之慈，也是发生在运河水边。天下纷乱，往往与水灾人祸相纠缠。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李颉人的《大波》，当然还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即使在澳大利亚，也出版过一本《隐秘的河流》，马克吐温则有《在密西西比河上》，这都是文学史的名篇。在这里，我想着重提到江阴夏坚勇的《大运河传》。为何要提到夏坚勇？当下运河，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宣传上的热闹鼓噪，更需要学者的沉静，操作者的从容，还有就是文学视野下的独特观照。夏坚勇是当下作家，但他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现实、文献与文学的关系。他的《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从南宋写到北宋，把历史笔记中的人物盘活后与当下对照，别具只眼，技高一筹。他的这一成功文本的呈现，实际上来源于他多年前的《大运河传》。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122/4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