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新维度(3)

口述文本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客位史料的有利补充，且对于解决文本史料的匮乏问题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同时口述史方法也是对文献史料文本的一些有效的互证，佐证。口述史记述了下层、弱势、非主流群体人群的发声，将音乐史学拉近与人民群众之中，结合民间音乐文化见证人、创作者间的互动，由此例证客位文献信息与主位口述文本的一致性，达到对文献记录事情的信度的互相证明。客位文献史料与主位口述史料的双向互证，中国传统音乐以及史学研究得以进入新的阶段。

四、“口述史”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口述史”的相关概念厘清

关于一般口述史方面问题的讨论以及研究目前诸多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这一概念和这种方法萌芽于西方，但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关于“音乐口述史”仍然没有较为完整的定义及相关理论。

随着“口述史”这一概念及理论研究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传统音乐领域的诸多学者，都在“音乐口述史”名义下做了不少学术研析，或直接按自己的采访实践写出了相关音乐口述史的文本。然而，中文语境的“音乐口述史”，主要还是我国学者在研究音乐问题时将“音乐”附加在“口述史”上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怎样理解“音乐口述史”这一概念，怎样认识它的相关概念、学科性质以及采取怎样更为有效的理论方法去从事音乐口述史的研究实践等等问题等待有学者进一步求索。

（二）“口述史”的效度与限度

言其效度与限度，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且辩证统一的，对于该类问题的研究的深度以及关于传统音乐的研究有深远的影响。要是把口述记忆看成是一种“过去”不停歇的叙事，那么与这种叙事表达的对记忆的选择以及遗忘有关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依据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及心理状态。因为口述者之间的差别以及所处的环境原因等，所以也会影响到口述史的真实性以及可靠性。

口述者一般从当下出发进行主观性的营造和表述，其内容既有对既往过去的篡改、美化、遮蔽之嫌疑，也有口述者在记忆形成过程中的主观选择性以及与记录者互动的理解误差等等多重原因，使得口述史的研究充斥不确定性以及主观色彩。由此可知，乐人的口述史内容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直接决定着其口述史实际应用限度、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以及中国传统音乐保护实务工作的实效性。而口述历史的效度和限度并非是无限的，只有充分虑乐师口述记忆的选择性特征，在与口述史表达语境相结合的视域中加以理解；要想准确理解口述史的效度与口述者记忆之间的关系，应将口述者文化记忆语境与其制约的口述史联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对于采访者口述史限度的理解，也应将其置于整个社会语境之中，正如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应该把事件重置于相应的历史语境一样。继而在适宜的范围内把握其效度和限度，才能为学术研究和实际保护工作产生积极地效力。

（三）“口述史”与“田野工作”

在人类学研究中，以田野调查为主要信息获取来源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和口述史的传承记录非常贴近，所以在学术界也将口述史定义为田野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体现。不同于在人类学研究中通过田野调查获取信息，历史学中采用的口述记录的方法，后期都是同样参考相关文献整理集合。所以，部分文献中，也用“田野历史学”这一称呼代称口述史。田野调查又或者口述记录，无论是哪一种无疑都是需要大量前期准备的，远不像语言定义那般轻松简单。除去硬性资料的准备工作外，在整个信息采集过程中，还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具备丰厚的知识储备和历史沉淀。

口述文本的建构过程与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的研究工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特别是现场访谈过程这一环节，两种文本的建构都体现出访谈者与研究者之间多维的互动之结果，再到口述史文本的后期整理过程与田野考察后期的案头工作之间皆有些类似之处。在实践研究时，田野调查过程也是一种多维的互动之结果，不过相较于访谈者和研究者的二维关系，“音乐口述史”的调查过程中细分为了三种身份，除了作为信息获取来源的信息提供者和主动的研究者之外，还有以音乐为核心的被研究者。

音乐不是具象的物体，留存和传承的大都是情感记忆，依靠特殊的演奏技术而表达。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无形的记忆和技艺变成有形的档案，可以通过人们的记忆和情感利用语言表述出来；表现音乐的演奏技艺，根据音乐的自身旋律和节奏等特性，可以保存下乐谱等音乐的具象史料。无形和有形结合的方式，情感和技艺重叠，才是音乐存在的正确形式。这也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采用口述史的原因，是“口述史”区别于田野考察之核心，唯有人文之真切的情感和真实的记忆才能还原音乐本真的灵魂。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1/3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