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史:理解理论和方法》的评介(2)

从根本上说,史学是彻底的、引人入胜的。如果它只是一个设计历史和方法的概述,那么,这本书不足以在任何设计史学家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一个严密的而且有效的论证中,法兰不仅偶尔会发出一些幽默的评述,还会仔细回顾20世纪中叶以来设计史的发展,有意引用了大量开创性的文章和研究。同时,这本书更进一步开创了方法论的假设,并窥探了它们的内部结构:在这里,设计史既是描述的主题,也成为了分析的对象。

在《设计史:理解理论和方法》的第二部分——理论与方法论中,其研究可能延伸设计史理论和方法论框架的相邻领域。从技术史开始,以介绍像托马斯·休斯和露丝·施瓦恩·考恩这样学者的相关技术史研究为切入点,认为“技术史对设计史的关联性如此重要”[1]。论点进一步从回顾转向倡导,因为作者认为科学和技术研究是设计史上另一个可供效仿的范式。法兰指出技术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促进了技术史在艺术创作的神秘感之外,也为理解设计过程提供优质的模式化[1]。设计和技术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各方面影响的产物。

虽然技术史可以让人们看到由文化决定和生产的多样性,但这种方法对于用户和物品的影响空间不大。因此,谢尔提·法兰接着提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这是由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隆以及约翰·劳提出的理论,通过史学家玛格丽特·雅各布与安德鲁·皮克林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评论。法兰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设计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心理矫正和概念背景”[1],仍有大部分的潜力有待开发。在这个理论中“事实与人造物作为博弈结果的发展,博弈发生在各种行动者之间,行动者所运用的策略取决于它们不同的诠释、议程、需求以及欲望”[1],即可以当作是事实与人造物是由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协商而发展起来的。这些角色——对象的生产、消费和使用的所有影响——与其他角色结盟,通常有相互竞争的议程。作为一种历史方法,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优点是不会理所当然地区分用户和对象,从而提供了一种将对象本身视为行为者的方法;客体的意义既不是固有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这些谈判过程中形成的。

然后,法兰的讨论转向了脚本分析,用于探索“脚本分析”的可能性,在这种分析中,脚本被理解为“每个人造物都包含有来自生产者或设计师想要传达给用户的信息(脚本),以便用来介绍产品的既定用途与意义”[1]。脚本可以从对象的固有材料和形式属性以及围绕对象的修辞(例如广告)发展而来。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解决意向性和接受这些棘手问题的方法:“脚本”,他声称是“脚本分析在追求更好地了解如何建构产品的实用功能、审美表达、社会意义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具”[1],这便是了解生产者/设计师、产品和用户如何协商和构建一个行动和意义领域的关键,作为理解“设计影响行为与意义的授权”的一种手段[1]。法兰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脚本分析的目的都是在生产领域和消费/使用领域之间来回移动,以理解意义的共同生产。最后,作为将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方式,法兰提出了“驯化”的概念,用于分析“用户如何将商品转化为功能性物品,有意义的物品和符号表达”。同时,谢尔提·法兰提出了将“驯化”过程理论化,运用理解人们如何制造自己的对象,而对象又如何重塑用户。法兰承认,对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方法和理论并不总是可行的,因为它们需要大量对物体的原始反应,以及对使用模式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总是可用的。这本书的特点为重新思考设计史奠定了基础。

《设计史:理解理论和方法》最后一部分——认识论,法兰提出了一个框架来研究概念类别本身的形成。他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其他历史范畴的模糊概念,作者称之为“主义”。这是对现代主义作为美学意识形态运动和继米歇尔·福柯之后作为认识论的延伸讨论。这一讨论对被广泛接受的设计史术语和概念提出了挑战。例如,法兰认为,“主义”是意识形态而非理论,“主义往往被视为理论,比如是某种艺术、建筑和设计的理论。主义和理论可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却很难认为这两个词完全同义。一种科学理论通常被定义为用来设计结构或解释某一现象的、逻辑的或基于经验的一套术语、方法以及解释系统。记住这一定义,在这种说法中,主义显然不能被视为一种理论”[1]。因为主义从本质上看是“教条化、传道的以及有规划性的”[1],并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运作之外超出作者意图的。因此,法兰对“主义”的定义是对传统设计历史的一种纠正,传统设计历史依赖于“与传统神话叙事使用相同的故事线索”[1]。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1/3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