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式之互渗(5)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期，随着对帕森斯批判潮流的涌起，结构功能主义这种宏大的社会体系理论日益显现出了弊端：宏观地过分强调系统结构，与真正解决现实问题联系得较少，忽略了历史发展因素对现实问题所产生结果的影响，一味地寄希望于建立一个永久万能的抽象理论模式来解释社会。赖特·米尔斯率先对美国社会学的正统堡垒展开攻击。米尔斯指出，结构功能主义过于抽象，没有融合历史和传记，不去了解宏观的社会进程如何融入个人经验和家庭经验，如何赋予他们意义，则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人类之间的关系[10]1-2。任何一门科学或一项深思熟虑的研究都需要一种历史范围内的构想和充分利用历史资料[15]。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像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等优秀社会学家。在这些学者们的努力下，社会学与史学进行了一次广泛且具有深层次的交流，促进了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产生，并以强劲的势头在社会学科领域绽放光彩，优秀著作不断呈现。西达·斯考切波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1984年）是一本集众多名家的有关方法论的论文集册，集中介绍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丹尼斯·史密斯的著作《历史社会学的兴起》（1991年）介绍了历史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是一本入门的较好读本。从发展情境看，历史社会学正处于一个自我完善的发展时期，其学科特点采取了社会学历史取向的研究路径和策略，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历史因素的具体性和时间性，更重视理论上归纳认识，从时间、空间上推理出普遍性的价值意义。社会学的历史性引入为社会学夯实了研究基础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社会学当下正以强盛的生命力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诠释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显学地位毋庸置疑。

综合上述，西方史学研究社会取向和社会学研究历史取向是对各学科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反思，进而实现方法论的自我完善。另外一点，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的变化符合学科科学发展的趋势，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因为科学领域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新，知识也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知识本身的张力要求学科间进行融合。揆诸西方史学的发展轨迹，却顾社会学学科历史，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为两学科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两学科的繁荣发展。

注 释:

①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研究在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平台。学者们多是针对两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新学科，比如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进行学科自身本体论的构建。笔者认为，在西方研究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相互关系较为全面的当属英国新史学派大家彼得·伯克，他的巨著《西方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胡秋红、吴修申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一部分集中介绍了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的分野、互动以及合流，并在随后的部分分别介绍了适用社会科学的、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西方史学研究对社会学概念的借用，以及在学科跨域下社会科学学科实体构建以区别于传统方式的深度研究话语规则。国内论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关系的多为社会学家，论述多以社会学视角，围绕着历史社会学学科定位展开。比如吴忠民的力作《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历史社会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陈纪昌的《社会学的历史化还是西方史学的社会化——论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吴帆、吴毅的《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与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3卷第4期）、夏学花、薛雅丽的《历史社会学和社会西方史学的比较研究——西方史学和社会学交叉关系初探》（《中州学刊》2002年第2期）。而以史学的视角，研究两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