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式之互渗(4)

孔德同时代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生活在平和、沉静的英国社会，因此，他能够深刻地去思考社会。社会有机论是斯宾塞的理论核心体系。社会个体成员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位，社会成员的彼此竞争促进了社会有机体的功能增强和有机体容量增大。社会个体竞争式的上升促进了社会的专业化、职能化和结构的多样化，最终上升到一个自我整合、自我调节的社会有机体。斯宾塞的有机论是对孔德的社会静力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共时性社会秩序结构的进一步探索。由于关注现实、现时的社会，并崇尚社会有机体的整合和调节是其强大的功能，斯兵塞对历史更是轻视有加。斯宾塞声称，社会学之于史学，正像大厦是从周围堆积的砖石之中拔地而起。史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历史无法为建筑巨匠提供所需的素材；君主们的传记对社会学几乎不提供任何启示[4]10。可见，在社会学的创立早期阶段，两位社会学领军人物赋予社会学极大的优越性而轻视历史。这主要出于两点：一是为了争取社会学的合法地位；二是鉴于传统史学对现实社会的揭示无力，社会学家坚信能够建构适用于形而下的人类整体社会的理论解释。亦是说孔德和斯宾塞对历史是拒绝的，是不重视的。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埃米尔·迪尔凯姆、维弗雷多·帕累托和马克斯·韦伯三位社会学大师的出现，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取向，与历史进行接触，开始接纳历史。

迪尔凯姆在法国创办《社会学年鉴》，建立了社会学学术研究基地。当时的法国仍然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孔德对社会经验事实的研究，通过知识认知和思维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揭示，免不了遭非客观性的发难。斯宾塞曾指责孔德用知识类型和思想方式的变化说明社会进步的非客观性，进而提出通过研究有机体来坚持社会学的客观性[11]43。为了突出客观性，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整合的角度把社会有机体理论发展到社会团结理论。迪尔凯姆认为影响社会团结最大的威胁是社会个体的不规范和失常行为。“自杀”就是一种极端的失常行为，也是影响社会团结最大的威胁。为此迪尔凯姆写了一本专著《自杀论》。在这部著作中迪尔凯姆以历史的视角从宗教、家庭和社会来分析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和产生的后果。迪尔凯姆晚年开始对宗教进行研究，通过对澳大利亚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考察，利用大量人类学资料，并加以史学范式分析而成书《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很多结论就是对历史材料进行二次分析得出的[12]。迪尔凯姆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整合的集体表象。迪尔凯姆时刻关注史学的发展，并在《社会学年鉴》中对历史著作进行评述，乐于欣赏那些不关注事件史的“肤浅”的历史著作。帕累托同样对历史也十分关注，在其著作《论普通社会学》中深入研究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及罗马，并从中世纪意大利史中撷取例证[4]11。

韦伯对社会学的发展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20世纪初的社会学开始出现分化，从客观的研究转向对人的行为以及引导行为取向的主观意识层面的研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根源出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分析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指出新教伦理在特定时期文化环境内被个人接受且发展成为一种集体趋势，进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以历史背景作为分析的语境，可见韦伯对历史足够重视。1889年韦伯以《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获得博士学位，而博士后又做了《罗马农业史》的研究论文。韦伯身上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鉴于此，韦伯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把历史作为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个支撑点。韦伯曾指出：“史学和社会学都是研究行为的经验科学。”[13]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史学则是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如果将他们两者相互补充，其实更为可观。从整体社会和全部人类社会行为出发，两者显然是学术上的近邻[4]2。

“一战”前，社会学以欧洲为中心，随后转入美国。美国成为社会学的后发基地。20世纪初期，查尔斯·霍顿·库利、罗伯特·帕克和彼得·布劳等奠定了美国社会学早期发展的基础，塔尔科特·帕森斯完成了美国现代社会学的成功转型，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帕森斯对欧洲社会学理论体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提出了社会行动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建构了AGIL模式框架，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说。结构主义社会学核心理论是基于社会整体功能的最大发挥，来构建持久的社会稳定。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社会秩序和懂得社会稳定的可贵。关注当世、现实成为美国社会学家的使命，因此在研究范式上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社会学家也放弃了书房中的扶手椅，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当代社会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就像埃利亚斯所谓的“社会学向现实的回归”[4]14。由于帕森斯的强力影响，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取得了支配、正统地位，进而影响了美国社会学方法论的取向。构建模型、分析模式、数据分析、调查研究等这些成为社会学研究采取的主要方法。社会学这样专业化的研究模式，使得历史的因素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消失殆尽。社会学研究竭力构建模式和理论，并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性的建议。长期的思辨分析研究以至于陷于空泛的理论性追求，忽视了社会现实问题产生的历史制约性条件以及问题解决的历史可借鉴性经验。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样，在正统共识占主流地位的时期，社会学和史学实现了最彻底的全面分离[14]。社会学家逐渐偏离历史，最终摈弃了历史。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美国反帕森斯社会学流派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缓和，并再次回到社会学研究重视历史因素发展的道路上来，社会学进入了新的发展境遇。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