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史研究专著(4)

在文学创作领域，以一部《小说神髓》著称于世的日本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坪内逍遥（1859—1935）曾以寒山拾得为题创作了舞踊脚本“寒山拾得”。2005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为纪念坪内逍遥还上演了该剧。此外，日本近代文学奠基者之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森鸥外（1862—1922）也曾以闾丘胤序为基调，于1916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该小说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70年代还被两位美国译者迪尔沃斯（D.A.Dilworth）和里默（J.T.Rimer）译为英文“Kanzan Jittoku (Han Shan and Shih?te)”发表在1971年的《日本纪念文集》（Monumenta Nipponica）第二十六期上。

除了学术界对于寒山的千般喜好之外，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各种传说和一切与“寒山”这个名称有点关联的事物都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与学术界相仿，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宠爱也完全可以用“狂热”来概括。尽管苏州的寒山寺和唐人张继（？—约779）与寒山和寒山诗并无丝毫瓜葛。⑤但在日本，人们对于寒山寺和诗人张继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枫桥夜泊》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个人。日本游客凡游者也大多会去寒山寺拜谒寒山和拾得。在的旧历新年，许多日本人亦热衷去寒山寺聆听据说可以除却烦恼和带来好运的“寒山寺钟”。而张继的《枫桥夜泊》更是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据清代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在“新修寒山寺记”的记述：“吴中寺院不下千百区，而寒山寺以懿孙（张继）一诗，其名独脍炙于，抑且传诵于东瀛。余寓吴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11）。直到今日，《枫桥夜泊》仍被编入日本学校教科书中。

日本的经典化

在正统文学史中基本不入流的寒山诗如何能获得日本各界的持久青睐？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寒山诗俗语白话的语言风格容易被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读者理解，如明白晓畅的《白氏文集》在日本的流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孙昌武教授的考证，寒山诗应是在唐德宗建中前后即公元780年左右出现的（《游学集录》91）。尽管在成诗年代上早于白诗，但其传入日本的时间晚于白诗两百余年，因此不可否认寒山诗在日本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先期白诗的质朴与通俗风格在日本的持久影响。此外，有论者认为日本文学传统的宗教色彩浓厚，许多一流的日本诗人和学者本身就是僧人，如12世纪的“歌圣”西行法师（1118—1180）和17世纪的“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等。“由于日本人有欣赏宗教诗的传统，寒山诗里俯拾皆是的道教色彩使他享誉东瀛”（钟玲 7）。

除了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我们以为下面的几个因素同样不能忽视。首先，镰仓时代（1185-1333）由于贵族统治和平民信仰的双重需要，从引入的、与日本旧教没有什么关系、原本在下层中流传的禅宗开始风靡一时。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之时，日本就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单骑作战，而且禅宗还帮助日本训练了大批的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利用禅宗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本尼迪克特 167）。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开山鼻祖荣西(1141-1215) 的巨著《兴禅护国论》就体现了这种世俗性的追求。事实上，禅宗对于日本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政治上的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禅宗的影响亦是无所不在。日本著名汉学家、佛学家和禅宗史专家铃木大拙（1870－1966）曾经提醒我们：“要理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那么深入研究禅宗的奥秘是必需的……如果了解了禅，我们至少可以比较轻松地就能走进日本人异彩纷呈的精神生活的最深处”（Suzuki 345）。日本的镰仓和室町时代是中日两国以禅宗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尽管寒山诗在此之前（平安时代后期）就已传入日本，但相信这一时期禅宗的风靡使得寒山诗中那部分富含禅机、诗偈不分的禅悟诗和寒山的禅者形象对这时候的贵族、武士、和大众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寒山诗可以继续在日本朝野上下流传。在对禅者佯狂傲物、不拘世俗、蔑视传统、呵佛骂祖、机锋峻峭、拳打棒喝的性格与白居易晚年狂言绮语诗学观的崇敬中，日本文学对于寒山不羁的性格和不入世浊的寒山诗的接受和推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平安时期日本国人对于白诗的崇拜使得世人尊白居易为“文殊”，而寒山在闾序中亦被称为“文殊”。这种称谓上的巧合相信也为寒山和寒山诗赢得了无数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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