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为何需要“哲学的观看”？(2)

自19世纪历史学科专业化以来，特别是从兰克史学被普遍接受以来，西方大部分经验派史学家一直都在努力将历史学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以构建自身的学科身份。当代一些史学家不欢迎哲学家作为局外人对自己的学科指手画脚，担心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学科认同遭到瓦解，从而发出类似“哲学请走开，我们是历史学家”的呼声。在他们看来，哲学扰乱而不是促进了他们的工作。

当然，在跨学科趋势日益显著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在史学和哲学之间设置学科壁垒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哲学和历史学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多一点哲学就少一点史学”的零和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协作共生的相互促进关系。许多伟大的著作，都是在作者浑然不觉学科边界的情况下，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他们同时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后结构主义者福柯，正是以无论史哲的态度和方法，对社会历史问题提出了深刻而新颖的洞见。何兆武先生认为，考证出历史事实固然重要，但要达成对历史的真正理解则需要哲学的深度。刘家和先生通过回应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挑战，在中西史学比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深刻的研究成果。

历史学家之所以“警惕”历史哲学，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历史哲学家大都出身哲学，而缺乏历史学的从业经验。其实，历史学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如同柯林武德所说，历史是所有人理解现在的方式，也是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手段。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意识，都是历史的存在，这与是否为历史学家无关。贝克尔甚至说，从历史学作为对过去的记忆的角度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历史哲学与历史学家之间的距离也同样被人为夸大了。狭义的史学理论，也就是史学哲学，关注的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前提假设。历史理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学家整理杂乱历史经验的必要框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前提假设。无论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史学哲学，各自有一个从自在（潜在）到自为（自觉）的转折点，前者大致是从奥古斯丁开始，后者要晚得多，大约肇始于19世纪晚期。不过，即便在自在的阶段，左右着历史学家工作的那些前提假设，也始终是在场的，否则也就算不上前提假设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头脑中一定闪现着有关“历史进程如何运行”，以及“好的历史书写应该是什么样”之类朴素的观念。因此，仿照贝克尔的说法，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我们也有理由说，历史学家都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家。

就思辨的历史哲学来说，康德和黑格尔等这类伟大的思辨家，为了追求统一性和意义感，的确会有意无意地损害或扭曲“纯”经验的历史事实。然而，历史不仅需要用经验性范畴来予以描述，也需要用先验性范畴来加以规范。陈旭麓先生毫不避讳自己治史的“思辨”特色，其名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用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新陈代谢”理论，显然是来自生物学领域。可以说，任何历史理论都具有某种先验性和理想性。而且，即便是看似平实直白的经验性概念，也很难避免先验性和普遍性。

史学哲学的任务是反思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思维特征，也可以说是对历史学本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就目前来说，“史学哲学”有三种主要形态：“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哲学”。后两种无疑都属于“自上而下的”历史学认识路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覆盖律解释模式，并不是由其代表人物亨普尔通过考察实际历史解释总结出来的，而是其科学解释理论向史学领域移植的产物；而“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叙事理论和转义理论等，也并非主要来自历史研究本身，而是源自文学批评理论。“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思想标识是历史主义，旨在论证历史学的自律性，因而的确是历史学园地里“土生土长”的一种史学哲学。然而，关于“历史学终究是艺术”的论断，则同样是从外部的哲学视角出发，审视和比较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维特征而得出的。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三种史学哲学所得出的历史学或科学或艺术的前提假设一旦确立，就会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产生“自上而下”的规范和借鉴作用。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1/0503/5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