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梁 启 超 的 国 学 书 目(5)

注释：

① 关于《马氏文通》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和资料，可参见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98年。

② 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276-27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此书为金氏名著。此书随后列举了明清两朝学者模仿袁枢而撰写的历代纪事本末。

③ 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有高度评价的论著还有：苏渊雷《读史举要》第七章《资治通鉴简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二)第八编第四章《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系列》，商务印书馆，2016年；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二卷《通鉴纪事本末》条，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谢贵安《中国史学史》第三章第四节之六《纪事本末体的创立与典章制度体的进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九章《宋代史学的发展》对《通鉴纪事本末》也有评述，其议论主要依据《四库提要》、《四库简明目录》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④ 参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675页，中华书局，1997年。《四库提要》将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也列入纪事本末类，则殊具卓识。现代史学家多数还没有将《三朝北盟会编》归入纪事本末类，这是不正确的。

[1] 汤志钧，汤仁泽.梁启超全集：第十六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 张杰，杨燕丽. 追忆陈寅恪[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2-23.

[4]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4：51-52.

[5]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78.

[6] 陈引驰. 梁启超国学讲演录二种[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4-55.

一梁启超既是思想家、政论家、宣传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渊博的国学家。他曾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59-73中开过一个国学书单：【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近思录》(朱熹著，江永注)、《朱子所谱·朱子论学要语》(王懋竑著)、《传习录》(王守仁述，徐爱、钱德洪等记)、《明儒学案》(黄宗羲著)、《宋元学案》(黄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著)、《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著)、《思问录》(王夫之著)、《颜氏学记》(戴望编)、《东原集》(戴震著)、《雕菰楼集》(焦循著)、《文史通义》(章学诚著)、《大同书》(康有为著)、《国故论衡》(章炳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考信录》(崔述著)、《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毕沅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二十二史箚记》(赵翼著)、《圣武记》(魏源著)、《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著)、《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著)、《史通》(刘知几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丙】韵文书类：《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玄晖，无单行集者，可用张溥《汉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闿运《五代诗选本》。《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诗宜用李璧注本)、《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以上唐宋人诗文集)、《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宋诗钞》(吕留良钞)(以上唐宋诗选本)、《清真词》(周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白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以上宋人词集)、《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以上元明清人曲本)。【丁】小学书及文法类书：《说文解字注》(段玉裁著)、《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著)、《说文释例》(王筠著)、《经传释词》(王引之著)、《古书疑义举例》(俞樾著)、《文通》(马建忠著)、《经籍籑诂》(阮元著)。【戊】随意涉览书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水经注》(郦道元撰，戴震校)、《文心雕龙》(刘勰撰)、《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慧立撰)、《徐霞客游记》、《梦溪笔谈》(沈括)、《困学纪闻》(王应麟撰，阎若璩注)、《通艺录》(程瑶田撰)、《癸巳类稿》(俞正燮撰)、《东塾读书记》(陈澧撰)、《庸盦笔记》(薛福成)、《张太岳集》(张居正)、《王心斋先生全书》(王艮)、《朱舜水遗集》(朱之瑜)、《李恕谷文集》(李塨)、《鲒琦亭集》(全祖望)、《潜研堂集》(钱大昕)、《述学》(汪中)、《洪北江集》(洪亮吉)、《定盦文集》(龚自珍)、《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胡文忠公集》(胡林翼)、《苕溪渔隐丛话》(胡仔)、《词苑丛谈》(徐釻)、《语石》(叶昌炽)、《书林清话》(叶德辉)、《广艺舟双辑》(康有为)、《剧说》(焦循)、《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梁启超对以上五类书的读法分别有一个简要的说明和引导，可以为研究国学的人提供一个治学的门径。他随后还有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1]73-74：《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二从梁启超开的这个国学书目，可以大致了解他国学研究的范围和兴趣以及在国学上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如下：(一)兴趣广泛，不囿于一隅。梁启超对国学研究的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其实，以上书目远远不能涵盖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例如梁启超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佛学论著主要见于《饮冰室文集》第五集，后结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或《中国佛教研究史》。其《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是研究佛教文学的名篇。(二)书目专门列出“小学书及文法类书”，这应该是受到了清代极为兴盛的小学的影响。一般的史学家和政论家对小学往往不够专精，但梁启超非常看重清代小学尤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成就，例如《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释例》《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经籍籑诂》等。至于《文通》，这是清朝末期马建忠与其兄马相伯依据拉丁文语法编撰的一部古汉语语法书，虽然不完全符合汉语的实际，但作为第一部系统的汉语文言文语法，其规模和水平至今令汉语语法学者称道①。但从小学专业的角度来说，梁启超这里列举的书目显然还有重大遗漏，例如论及清代训诂学的代表作只提王引之《经传释词》、阮元《经籍籑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而没有提王念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戴震《方言疏证》、钱绎《方言笺疏》，《说文》四大家也漏了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但这并不能说明梁启超忽视了这些重要著作，他对清代学术史是十分重视和熟悉的。他对清代小学的详细论述体现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学》中。(三)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分类有自己的标准，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不完全一致。它主要分为四类：1.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2.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3.韵文书类；4.小学书及文法类书。这四类分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目录学和文献学对学术著作的分类。例如，“小学书及文法类书”在传统学术中要归入经学，其“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包含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全方面的典籍，其“韵文书类”却又遗漏了元明清的散曲。梁启超特别提到我国文学史上的五大名剧《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说明他对明清戏曲的喜爱。事实上，梁启超非常喜爱《桃花扇》，几乎能够背诵全本。但他完全不提明朝人臧晋叔编的《元曲选》，却不知何故。他说的“韵文书类”属于集部，但他为何偏偏只提韵文文学，不提明清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还有明朝人编的《三言二拍》，他也完全不提。这又让人困惑不解。(四)梁启超在学术上有平等的态度，并不俯视晚辈。在他的国学书目中，提到了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梁漱溟当时都是很年轻的晚辈，但梁启超很重视他们的这两部著作，还写了学术性极强的论文式书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这种在学术研究中的平等态度是十分可贵的。(五)在“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中，梁启超遗漏了在典章制度沿革方面极为重要的杜佑《通典》，还漏掉了《唐会要》《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这样的历朝会要，这是不应该的。历史学家事实上非常看重《通典》和历代的《会要》。据杨联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的介绍，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史的课上称：“《通典》有考证功夫，有意见，非抄辑类书。《通考》只在宋朝重要。”[2]186所以梁启超重视《文献通考》而忽视《通典》是不对的。历代《会要》荟萃该朝的典章制度，非常重要。据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的介绍，陈寅恪先生特别重视各史中的志书，“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2]6。清代有三大史学考证和研究的名著，梁启超只提到赵翼《廿二史札记》，却不提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也是不应该的遗漏。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的学术水平远远高于赵翼《廿二史札记》。他推荐魏源的《圣武记》，但不提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也是疏忽。《海国图志》是近代第一部全面叙述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对日本明治维新有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影响了东亚近代史的名著，不可不重视。(六)他推荐顾炎武的《日知录》、《亭林文集》，却没有推荐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集》；推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却没有推荐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张之洞《书目答问》。这些都是文献学上的疏忽。(七)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梁启超推荐了《通鉴纪事本末》，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这说明他很看重我国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通鉴纪事本末》有专门论述：“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余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玄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3]可见梁启超认为纪事本末体是史学书中体例最为现代化的。他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继承了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观点：“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络檃栝，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为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4]章学诚认为宋代的袁枢虽然学识远不能与司马光比肩，但其抄录《资治通鉴》而成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在体例上却是古代史书中最为先进的。他评价《通鉴纪事本末》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同意章学诚的评论，称“其论当矣”。著名学者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引述了章学诚、梁启超的论述后，认可《四库提要》的论评，也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予以很高的评价：“盖近世新史之体，皆以事为纲领，以明因果演变之迹，故枢所创纪事本末之法，实与近世新史之体例为近。若纪传体以人为主，一事散见数篇，宾主不辨，与编年体之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者，其为病正同。此虽吾国史家相传之成法，而今日不免讥为臭腐者也。……惟枢善用钞撮之法，自具一事之首尾，而竟与新史相近，成为不刊之名作。”②他也认为《通鉴纪事本末》在体例上最符合现代史学的规范③。但陈寅恪对《通鉴纪事本末》的史料价值有所批评，据杨联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的介绍，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史的课上称：“《通鉴纪事本末》，只为索引性质，不能代替《通鉴》，疏漏之处颇多。又标目有时反能误人。”[2]186陈寅恪对《资治通鉴》评价很高，同文称“《通鉴》之考订价值甚高”，又说“读正史后方知《通鉴》之胜”。[2]186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也有诸多批评，但没有否定其体例的创新。实则，乾隆朝的《四库提要》专门列出《纪事本末类》，对纪事本末类的史书予以高度重视，论评公允。其书对《通鉴纪事本末》评论道：“案唐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也。……宋史枢本传又称‘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曰：治道尽在是矣。’朱子亦称其书‘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翦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撦挦者可比。其后如陈邦瞻、谷应泰等递有沿仿，而包括条贯，不漏不冗，则皆出是书下焉。”④可见《四库提要》对其评价很高，甚至称为“实前古之所未有也”。章学诚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的见解很可能是受到了《四库提要》的影响。另外，清代马骕《绎史》是重要的纪事本末体的先秦通史，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梁启超重视纪事本末体史书，却不提马骕《绎史》，这也是一大疏忽。后来，现代学者继承纪事本末体的传统，陆续有类似的史学书产生，例如黄中业编著《三代纪事本末》、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侯伍杰主编《山西历代纪事本末》、李东朗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纪事本末》等。(八)梁启超在国学书目中推荐了《周礼》、《左传》，这些都是所谓的古文经，今文经学派则认为《周礼》、《左传》是伪书。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称：“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鉴’，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自林孝存难之，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盖汉今文博士犹知之。自马、郑尊之，康成以为三《礼》之首，自是盛行。苏绰、王安石施之为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称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为歆所谩甚矣。歆伪诸经，唯《周礼》早为人窥破。胡五峰、季本、万斯同辨之已详，姚际恒亦置之《古今伪书考》中。”[5]可见康有为坚决认为《周礼》是西汉末的大学者刘歆所伪造的，以襄助王莽新政。而且早在康有为之前，东汉的何休认为《周礼》是战国时代的书，清朝的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关于《左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称：“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篡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康有为认为今本《左传》是刘歆想排挤《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统治地位而伪造的，是刘歆分解《国语》而成编年体史书。康有为之说受到古文经学派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的坚决反击。梁启超本来也相信康有为的观点，他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左传、国语》章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完全采用了《新学伪经考》的说法，但同时也说：“要之，《国语》、《左传》，实二千年前最可宝贵之史料。”[6]梁启超晚年不过问政治，专心研究学问，观点有所改变，早年的偏见已经革除，不再被今文经学派的偏见所束缚，不迷信其师康有为的观点，而高度重视古文经的《周礼》和《左传》，所以在国学书目中推荐了《周礼》和《左传》，这是他与时俱进的表现。三综上，梁启超开的这个国学书目，其范围博极四部，都是很专业的国学名著，于此可见梁启超深厚的国学修养。虽然这个书目还不是很完善，遗漏了一些重要典籍，同时也显示出他可能比较轻视元散曲和元杂剧，但在传统的经典国学中，元曲元杂剧本来就是大众文学，地位较低，如同明清小说一样，在国学中难登大雅，因此，不能以现在的文学价值观来对先贤求全责备。但他也推荐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表明并没有完全忽视元代戏曲的价值。梁启超自幼年时代就笃学好古，从这个入门阶段的国学书目，就可以了解一个国学大师所必需的深厚学养，他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成就是以他的渊博学问为基础的。最后，谈谈梁启超对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批评。胡适在1923年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随后发表《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77-79，对之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从这个批评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国学的某些方面的认知。梁启超首先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随后指出：“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摒绝，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最后作结论说：“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罣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胡适的书目中有许多佛经和先秦诸子书，但儒家经典除了一部很艰深的《周礼》外，其余十二经都没有推荐，没有《论语》《孟子》《礼记》《左传》《诗经》《尚书》《周易》，没有经部和史部，当然不是一个完善的国学书目。从梁启超对胡适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史学非常重要，在史学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又非常重要。梁启超、胡适所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目和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对弘扬国学和优秀传统文化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注释：① 关于《马氏文通》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和资料，可参见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98年。② 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276-27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此书为金氏名著。此书随后列举了明清两朝学者模仿袁枢而撰写的历代纪事本末。③ 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有高度评价的论著还有：苏渊雷《读史举要》第七章《资治通鉴简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二)第八编第四章《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系列》，商务印书馆，2016年；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二卷《通鉴纪事本末》条，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谢贵安《中国史学史》第三章第四节之六《纪事本末体的创立与典章制度体的进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九章《宋代史学的发展》对《通鉴纪事本末》也有评述，其议论主要依据《四库提要》、《四库简明目录》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④ 参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675页，中华书局，1997年。《四库提要》将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也列入纪事本末类，则殊具卓识。现代史学家多数还没有将《三朝北盟会编》归入纪事本末类，这是不正确的。参考文献：[1] 汤志钧，汤仁泽.梁启超全集：第十六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 张杰，杨燕丽. 追忆陈寅恪[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2-23.[4]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4：51-52.[5]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78.[6] 陈引驰. 梁启超国学讲演录二种[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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