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与湖湘文化(3)

三、湖湘文化的“反哺者”

作为湖湘文化的“反哺者”，翦伯赞结合实际情况，对湖湘文化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他的思想和行为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在具体实践当中，翦伯赞随着阅历的增加和视野的开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入。

湖南人特有的性格是勇猛强悍、桀骜不驯、争强好胜，但这些性格特点在翦伯赞的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翦伯赞在为人处事上十分温和，在处理具体事务上保持包容和从容的心态。在对待民族问题上，翦伯赞一直主张消除民族隔阂，提倡民族平等。他搜集大量民族史料，主张大力开展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工作。翦伯赞的民族史研究对于我国民族院校和有关研究机构的民族史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翦伯赞十分注重理性，认为凡事要从大局入手，大势着眼。翦伯赞刚进北京大学时，恰逢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历史系进行合并，成为新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三校在过去数十年间各立门户，并且历史专业各有所长，如何消除门户之见，做到团结共事，成为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翦伯赞面临的一个挑战。翦伯赞在任时，勤奋工作，平等待人，以民主议事，不偏不倚，关心教师和其他同事，在其他同事有困难时，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翦伯赞以身作则，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用他的领导艺术，使三校的教师人尽其才。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北大历史系由原来的三家融为一家，成为一个政治进步、团结协作、实力强大的教学科研集体。

在面对思想文化争论时，翦伯赞实事求是、朴实说理。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时，生动地讲述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家具体实情结合，让广大师生受到教育和启发。正是因为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翦伯赞没有受政治活动过多的牵累，可以腾出精力和时间从事史学研究，《中国史纲要》就是他这一时期主编的成果。《中国史纲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著作。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严格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论述史事、评价人物。《中国史纲要》做到史料与理论的统一，即“史论结合”，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地抛弃，而是去其糟粕，继承并发扬其精华。《中国史纲要》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既论述了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又把这些方面看作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作为主编，翦伯赞对《中国史纲要》的稿子，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一丝不苟，日夜奋战。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负责过，《纲要》写好了，就可以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了。”从这里足见翦伯赞的严谨态度及他脚踏实地的学风。

个人的成长必然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湖湘文化哺育了翦伯赞，翦伯赞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具体而言，就是翦伯赞继承了湖湘文化的坚定热忱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同时，翦伯赞又对湖湘文化进行了发展，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

［1］张传玺.翦伯赞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张灿辉.翦伯赞传［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李军林，杨文军.近十年湖湘文化研究述评［J］.船山学刊，2010（2）.

［4］周秋光.谈湖南文化精神［J］.书屋，2015（3）.

［5］周秋光.近代湖南的人才群体现象及其原因［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

“湖湘”一词，“湖”得名于洞庭湖，“湘”得名于湘江。湖湘文化是由众多湖湘儿女千百年来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积淀，继承了古代的中原文化的精华，并且吸收了巴文化、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特点，深深扎根于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食粮，哺育了许多英雄豪杰，包括翦伯赞在内的湘籍史学家吸收并继承湖湘文化，又与时俱进，积极践行着湖湘文化的精义，以不懈的努力丰富湖湘文化的内涵。一、家庭与湖湘精英对翦伯赞的影响在工作和学术上，翦伯赞一直保持着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精神，得到了与他同时代学者的认同。翦伯赞这种精神的养成，不仅受其成长环境的影响，而且受同时代湖湘精英的影响。（一）典型的湘籍家庭翦伯赞出生于湖南桃源，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翦伯赞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均是在湖南桃源度过的，直至19岁才去外地求学。毫无疑问，湖湘文化对他的熏陶从童年就开始了。翦伯赞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也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人送雅号“翦几何”，父亲给了翦伯赞最早的启蒙。翦伯赞读中学时，父亲发现他喜欢读历史小说与戏剧，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的兴趣，让他在课余时间阅读《资治通鉴》，还要求他在书中的重要部分用红笔做标注，定期检查。刚开始，翦伯赞对这种学习方法并不适应，经过一番努力后，翦伯赞对《资治通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将这部书读完。早期在学习方法和知识上的沉淀为翦伯赞以后的学术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翦伯赞在常德中学读书时，宋教仁常来演讲，倡导救国救民之道。作为学生的翦伯赞虽然年幼，对于一些议论并不是很懂，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翦伯赞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萌发。（二）同时代湖湘精英的影响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出师北伐，不久便攻下长沙，并且迅速向湖北挺进。出于对国家的担忧，翦伯赞于同年9月离开了老家桃源，直奔长沙，参加国民革命军。他适遇中学时代的同窗、桃源同乡董维键，在董维键的帮助下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翦伯赞在北平认识了覃振，当时覃振多次策划反蒋运动，并积极邀请翦伯赞参加。1933年，翦伯赞陪同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游历了亚、非、欧、美等20个国家。后又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两人在北平主编《村治月刊》，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除了共同研讨学术问题外，还一同宣传抗日。翦伯赞于1937年经吕振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上述湘籍精英的结识、相知，改变了翦伯赞的人生道路，促成他走上了救国的革命之路。二、湖湘文化的“哺育者”自战国开始，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便尤为突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湖湘儿女奋发图强、报效祖国的精神动力。屈原、贾谊、王夫之等坚贞的气节让人敬佩。作为湖湘文化的“哺育者”，翦伯赞继承和诠释了湖湘文化中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及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一）热忱坚定的爱国精神翦伯赞的爱国主义精神很明显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工业救国论。翦伯赞的父亲是一位厚道老实、专心于教学的人。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经济贫穷落后，才会遭到列强的欺凌。要走富强之路，必须靠工业发展。他希望翦伯赞致力于理工科的学习，将来可以为祖国开矿厂、修铁路，振兴国家经济。二是改良主义。翦伯赞系统读过《新民丛报》中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他赞同梁启超关于改良主义的思想，受其影响，翦伯赞提出，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走法治的道路。翦伯赞的爱国精神体现在他对于救国道路的不懈探索中，同时，翦伯赞积极地将这种爱国精神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当中。翦伯赞选择救国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几次较大的转变。在翦伯赞中学毕业时，父亲希望他前往长沙考“工专”学校，以便将来从事实业，但翦伯赞希望能够从政，他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家的政局更替，孙中山下野，袁世凯掌权，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称帝，日本人又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就要灭亡了，我们却不搞改革，不铲除军阀。如果单靠实业来救国家，那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办到！”在他的坚持和劝说下，父亲最终尊重了他的选择。不久，翦伯赞考取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当时的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受北洋军阀控制，采取帝国主义学校的办学模式，大多数课程照搬日本或者欧美，加上当时政局不稳定，一些官僚、政客把政法专门学校看作宣传各自政见的重要场所，这一切都令翦伯赞感到十分厌恶。因此，入学不到一个月后，翦伯赞便离开北京政法专门学校。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翦伯赞也加入了游行示威、演说的队伍当中。通过这次运动，翦伯赞受到深刻的教育，心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强烈。后来，翦伯赞亲身经历“大沽口事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改良主义”“实业救国”不可信；直系、皖系、奉系及帝国主义更不可信。翦伯赞深深反思：单靠游行和请愿来救国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一定要在思想意识方面改变中国人。“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翦伯赞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热忱的宣传者。此时翦伯赞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道路才能救当时的中国。（二）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湖湘人既保守又开放，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是因为它具有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不断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思想，使自身得到发展。受湖湘文化中开放精神的影响，翦伯赞积极接受新思想，意识到固守传统已不能救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的形势急剧变化。为了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抗战，壮大抗日力量，把抗日救亡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翦伯赞建议成立“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要在湖南建立这样两个组织并非易事，因为湖南在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派比较猖獗的地区。经过翦伯赞等人的不懈努力，争取到国民党的支持，于1936年和1937年分别建立“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抗敌后援会”和“分会”成立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出版各种介绍苏联情况的小册子，使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开阔国人的眼界。在学术上，翦伯赞主张开放的学风。翦伯赞常与其他学者产生许多不同意见，如“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翦伯赞与范文澜、吕振羽的主张基本相同，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认为“从殷朝到春秋中叶，都是奴隶制度的社会”。春秋中叶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基本上是“春秋封建论”。侯外庐认为封建社会出现的时间更晚。他说：殷商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西周则属于奴隶社会，一直到秦汉之际，才进入封建社会，这实际上是“西汉封建论”。在学术上与其他学者产生分歧，对翦伯赞来说十分常见，但他不避讳这种分歧，反而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翦伯赞为曹操翻案提出重新评价曹操问题，他首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迅速引起大家的关注。翦伯赞的文章发表以后，《光明日报》连日发表评价曹操的文章以推动讨论。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提出见解，发表的文章有：《不要把诗人曹操涂成大白脸》《应该给曹操一个正确评价》《要客观地评价曹操》《论曹操》等。在此之后，全国的重要报纸和各大学的学报先后相继发表一些史学名家有关评价曹操的论文，替曹操翻案的学术讨论达到高潮。这些皆是翦伯赞骨子里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的充分体现。（三）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湖湘文化主张经世致用，十分重视“知行”中的“行”，反对为学而不充实用。经世致用强调关注社会时事，以救世为急务。翦伯赞最初的求学便抱着救国之志，经历了一个渐进的、逐步式的发展过程。受湖湘文化中务实作风的影响，无论何时，翦伯赞对于学业的选择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或谋生的便利，而是结合对实际情况的认识和判断，经过充分的思考，最后做出相应的选择。二十世纪初，“实业救国”“改良主义”等思潮广泛流行，这些思潮对翦伯赞产生了一定影响，他立志要学习实业的本领，为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做出贡献。1916年夏，翦伯赞在中学毕业后考入政法专门学校，由于对这所学校风气的不满，一个月后，翦伯赞退学前往武汉，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习期间，他开始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思想传入中国，如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法国伯格林的“生命哲学”、英国罗素的“新实在论”及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培养了中国史学家的反封建精神和疑古精神，使他们敢于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点，对以往史学进行比较客观的系统的清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徘徊在各种救国方法中的青年翦伯赞，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经过翦伯赞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中国和解放人类的真理，之后便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积极投身革命的洪流。可见翦伯赞在为学上与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力图为救国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正是“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的体现。翦伯赞并不局限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阐述自己的观点。当时，我国史学界展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从历史和社会的现状当中寻找答案，弄清楚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否有本质的区别，中国是否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制、奴隶制、封建制等发展阶段。翦伯赞首先集中精力完成《历史哲学教程》，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与当时中国史学研究中提出的理论问题相结合。在此书的《序》中，翦伯赞谈道：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他认为那些错误的理论对于一般青年对中国历史之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前途的认识，是一个毒害。《历史的哲学教程》紧扣时代脉搏，对国外有关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及发展方向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与此同时，翦伯赞善于挖掘戏曲小说材料，不断搜集戏曲小说中的材料，并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将这些材料结合正史、编年史、杂史、笔记进行深入分析，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出作品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使历史研究做到古为今用，真正发挥历史的社会价值。三、湖湘文化的“反哺者”作为湖湘文化的“反哺者”，翦伯赞结合实际情况，对湖湘文化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他的思想和行为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在具体实践当中，翦伯赞随着阅历的增加和视野的开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入。湖南人特有的性格是勇猛强悍、桀骜不驯、争强好胜，但这些性格特点在翦伯赞的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翦伯赞在为人处事上十分温和，在处理具体事务上保持包容和从容的心态。在对待民族问题上，翦伯赞一直主张消除民族隔阂，提倡民族平等。他搜集大量民族史料，主张大力开展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工作。翦伯赞的民族史研究对于我国民族院校和有关研究机构的民族史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翦伯赞十分注重理性，认为凡事要从大局入手，大势着眼。翦伯赞刚进北京大学时，恰逢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历史系进行合并，成为新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三校在过去数十年间各立门户，并且历史专业各有所长，如何消除门户之见，做到团结共事，成为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翦伯赞面临的一个挑战。翦伯赞在任时，勤奋工作，平等待人，以民主议事，不偏不倚，关心教师和其他同事，在其他同事有困难时，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翦伯赞以身作则，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用他的领导艺术，使三校的教师人尽其才。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北大历史系由原来的三家融为一家，成为一个政治进步、团结协作、实力强大的教学科研集体。在面对思想文化争论时，翦伯赞实事求是、朴实说理。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时，生动地讲述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家具体实情结合，让广大师生受到教育和启发。正是因为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翦伯赞没有受政治活动过多的牵累，可以腾出精力和时间从事史学研究，《中国史纲要》就是他这一时期主编的成果。《中国史纲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著作。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严格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论述史事、评价人物。《中国史纲要》做到史料与理论的统一，即“史论结合”，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地抛弃，而是去其糟粕，继承并发扬其精华。《中国史纲要》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既论述了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又把这些方面看作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作为主编，翦伯赞对《中国史纲要》的稿子，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一丝不苟，日夜奋战。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负责过，《纲要》写好了，就可以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了。”从这里足见翦伯赞的严谨态度及他脚踏实地的学风。个人的成长必然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湖湘文化哺育了翦伯赞，翦伯赞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具体而言，就是翦伯赞继承了湖湘文化的坚定热忱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同时，翦伯赞又对湖湘文化进行了发展，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参考文献：［1］张传玺.翦伯赞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张灿辉.翦伯赞传［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李军林，杨文军.近十年湖湘文化研究述评［J］.船山学刊，2010（2）.［4］周秋光.谈湖南文化精神［J］.书屋，2015（3）.［5］周秋光.近代湖南的人才群体现象及其原因［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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